三二 重回上海（第5/6页）

上海是畸形地方，亦有畸形命运。有租界时，靠欧美人势力，如同化外。租界被占领后，日军主力已在太平洋对美作战，无暇顾及中国一般居民，除物资渐缺，生活日紧，其他不受影响。车子我早已不用，司机仍留吾家，吾家一向只有佣人辞我，我不辞他们，尤其在患难时候。性元、懿凝走时，都留一个老佣人给我。这时水电都已有限制。我们晚上很早休息，饭菜从四菜一汤减至一荤一素，最后每餐只用一盘炒酱，荤素俱在其中。我向厨子解说，得家人同意，并非刻薄自苦，是对一般人的同情，厨子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辞我而去的人。司机张子翔识字最多，能读报，常在厨房读报给众人听。他会在字里行间，找出国军胜利和敌人崩溃情形，他解说“崩溃”就是“哗拉拉”，照他的说法，战事似已早该结束。我常觉得愈简单的人愈爱国，他们的爱国是无条件的。

我初到上海时，人心正在惶惶。传说北火车站大厦是日军最作恶的地方。这次的日军军纪非常不好，比传说中的庚子时代不相同。同时各处伪组织纷起，许多人认识不清起来。在国军节节败退，而国际轴心国闪电战成功的一段，是最可怕时期。一个很粗心的人来看我，他说：“黄夫人！你住在高楼不知外面情形，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人心。”我说：“人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尽管不满于政府，不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国家，亦将对不起自己，千万小心，勿听邪说！”我请此人说话留心，可能暗杀之风将开。暗杀是我们最反对的事，尤其出于政府，我们不要忘记二次革命，因何而起。我说此话，非有预闻，不过一种猜度，不久果有陆（伯鸿）案、唐（少川）案、周（恭先）案，后来正伪对杀，不知究有多少人。一个忧国而愤无处效力的人，我怕他彷徨，说“扶持正气即是报国，未有失人格以求国格者”。君怡曾受我请托，对进入内地的人曲意联欢，多给面子，我亦受他的托，婉转劝人定心，勿因甘言摇惑。我甚至诵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把“男儿”两个字说得很重。变态的人我都不再相见。有两个人使我十分痛苦，其一隔了五年，入而复出，忽然送信给我说，出处问题不欲有所争辩，一日突然而至，自述经过，我不发一言。此人述毕问我近状，我取一页我的《半生杂记》序文示之，文曰：“虽渺渺之身，沧海一粟，然为正为负，无不影响斯世之盈亏，能不悚然恐而懔然惧耶？”他看后起身告辞，说不来这一次心不能安，我请留得与国人相见之地，他说不再求谅解矣。此人困于色，至此，万想不到。又一人老实来告诉我要到北方去，他先述开战后一段经过，两国既作战，认识的日本人概不往来，首都将撤退前，日使馆的清水去找他，请再为万一之和平努力，即将其所说之点，写信送京晤王芃生君。王已赴汉口，乃求晤另一人，此人言某君亦认识当局，何不自达？他说国家紧急关头而乃如此！又说战事必延长，政府用焦土政策，不恤人民，人民何辜？他将尽保护之力。又对我说：“黄夫人！你研究历史，当向远处看。”于是我开口说：“天下岂有失去人敬意而能救人者！正因历史，一失足遗恨千古，虽孝子慈孙不能敢也。”连下去我说了些当年膺白期望之意，维护惟恐不足，拳拳之诚当有所知？膺白论此人为对日人才第一流，惟尚须多认识本国与世界。惜其不久即病，无此机会。我说到此，他闭目默坐，极感动之状，这感动是个人知己之感，对政府似更怨望。我又说：“我能继黄先生，效他掬诚苦口之言，而不能像他荐贤报国；虽然，报国岂必从政？途径正多，而叛国千万不可。”最后我说得几乎泪下，我说：“黄先生的政治生涯随其生命而终，他的风骨我将继之，有误传其主张者，我必声明。”次日，我心仍不死，再邀之，谓时间甚促，但必遵邀而来；再尽忠告，已经不及。闻此人后来做不少建设工作，病终前，犹言不得我谅解为憾。呜呼，此何能谅解耶？惜哉！

我斟酌甚久而后记此事，心甚痛。当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有被暗杀，有被政府买回，有的间接取利。政府派出地下工作之人，亦有黑地昏天生活。我曾为黑白分明，大义所在，而和极好的朋友争执，争执得几乎绝交。我们的正气何在？我归罪于“政治”和“内争”。“内争”忽友忽敌，不惜结外援，夷夏之防甚疏。“政治”则得之者排斥异己，不得者不择手段，如吸鸦片欲罢不能。许多人的牺牲是可哀的，可警的。我大声疾呼“报国不必从政”，以中国而言，无宁“不从政”是报国，应之者很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