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重回上海（第3/6页）

李晓垣（书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电劝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经为我借到武汉大学教授耿季钊之屋，离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学，我亦相识。晓垣夫妇请我们到武昌吃饭，我见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齐。朋友之为我谋可谓至矣。我要求到黄鹤楼参拜克强先生铜像而归。此时晓垣先生已觉武汉未必能久守，不劝我住此。

公权先生来，我与商前途去处，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干山，劝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计划，拟觅同伴，商之晓垣夫妇，太太因小孩不能远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黄任之、江问渔等四五位先生同来访，都是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同人，我说到战事势必持久，许多地方将沦陷，必须有人做一种精神工作，团结一般人的爱国心。他们都赞成这意见，但言我们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当此，劝我同往重庆。这时政府还没有迁重庆之说。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轻，膺白在时我躲在背后时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顾我，我如何不顾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游？伯樵有糖尿症，饮食特别，针药不可离。他夫妇本极简单，为了我日日变计，无所适从。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计，适逢有英国代使赴香港专车，可以附挂客车一节，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于是在匆促几小时中决定了搭粤汉车南行，仰先嫂、楼君比我迟一班车走。

到香港又经一番觅屋程序；高贵之区不敢去问，便宜之处亦已人满。逃难尚只几星期，经验增加不少，把钱看得重起来。大家已注意到币值，这时港币与国币还是同价，伯樵、仲完有闻必告，一日叫我把国币全拿出来换成港币。他们在旅馆的房间从大搬小，从有浴室搬无浴室，电车必坐三等，点菜扣得甚紧。伯樵不能吃淀粉质，要以菜肴饱腹，我叫熙治坐车跟黄伯伯，吃菜要让，熙治回来总嚷饿，我叫她吃块糖，不许响。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饭时总回来带我们，不放下我们一次。我估着计嫂、楼君等将到，我长此为朋友累如何？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舅舅葛运成（敬中），与商我返沪的意见，请其电复。我所以请教他，因他自己是个农业专家而又热心农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对莫干山的痴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来看我两次，一日，我同他谈到庾村的教育办到职业中学，生产配得上学生出路，他才放心下来，知道我已转念向积极处，这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个想着去问他，他回电以为我可以回沪。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后，收十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沦陷，他夫妇回沪，在吾家做客至战事终了。运成舅则在我返沪后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二十年来，我的弟妹中，很巧总有一人或一家与我同住一城，我那时还没有感觉手足相需之必要。不幸在膺白去世以后，不久战事爆发，我需要他们，而他们都不能不远走。我返沪时，性仁、性元和弟妇懿凝都将动身。性仁行时甚踌躇，我说：“弟妹安，我即安。”力劝其行。性元有一病孩，后曾与我同住一时。懿凝陪我看得麦尼尼路之屋，此屋三楼三底，我们四姓——计嫂家、性元家、大纲、我和熙治——同住过。懿凝家、仲完家都有家具借给我用。到上海后。熙治回允中读书，楼君回允中任课，德容到东吴借读；借读是战时各大学相通的办法。初几个月我们局促在赛伏公寓，搬家后生活渐渐定下来。第一件事我写信到莫干山通知性白，从此之后，性白、雪钧每年总到沪一二次。我搬家后，每次他们都住吾家，有一段紧张时期，他们两个孩子念祖、忆祖送在我处代为照管。在上海租界被占以前，山上莫干小学书籍文具都由上海采办，水运可到三桥埠。商人来沪办货，款由我处划，只凭性白字据，彼此省汇兑之烦，免携带之险。这些都由大纲接洽，没有误过事。

我在赛伏公寓的几个月，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坐起间。我与德容、熙治同住一室，她们分睡一只两用沙发，我睡一只小铁床。计嫂住在性元家，大纲住公寓配膳室。我忽然想起西藏路的中国书店，相距不远，是老交易，请大纲去问问可否借点书看。我其实不想再买书，只想借看，使亲友知我有得消遣，不必要常来看我。书店的伙计真好，不厌烦的一大包一大包背来，我没有书架，铺上报纸着地沿墙摆，我看得愈快，他们送得愈勤，使我不能不再买些，后来我在上海添出十来箱书，即从此时而起。几种大部的日记，如《越缦堂》李慈铭，《缘督庐》叶昌炽都看了又买的。我想收集地方志，数量太多，未曾着手。把洪杨时代集子收得很多，不著名的我亦要。到我搬麦尼尼路时，书已是一大件的行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