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见（第5/9页）

补记

我写了《辛亥革命知见》后，几年间，陆续看到听到许多当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事，三处相关联的事。上面我已很强调：南京光复为辛亥成败关键，而上海尤为关键之关键。我读了这些史料后，增加了我理论的根据和材料的补充。

关于理论者，有人以为光复上海有比陈英士先生更多劳绩，沪军都督不必定属之陈先生。我以为陈先生所影响者，不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复没有那么快，而浙军之攻南京，亦无此后台。关于史料者，我看到了本来知而不详，不敢轻于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忆》中最需要充实的材料——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两个问题本属二而一。我不惮烦节录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与浙江》一文，以下简称“葛文”。

读者注意：杭州光复虽由于浙省“新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起了助威促成作用。攻克南京虽大部由于浙江新军之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又加入了最后的冲锋。我推测，这敢死队不但是陈先生的关系，还是蒋先生的关系。膺白我没有听他说过，我知道的是他与浙江武备同学的关系。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军，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数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孙中山先生对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还有像徐锡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党人或挺身赴难，或振臂疾呼，激发了其时的知识青年，同样对人们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这也都是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还有若干人，他们所作所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其事迹在当时却似东鳞西爪，后人记载亦仅若隐若现，使我这个身与其事的人自觉不能已于言。谨记录当年有关数人的若干事情以及浙军的杭州起义，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经过如次，亦仅勉记所及而已，至于传闻臆断之说，则宁付缺如。

葛文所特别涉及的人有三个：一、伍元芝，二、蒋尊簋，三、黄郛。

伍元芝号兰荪，江苏上元县人，前清进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他可以说是浙江新军中革命思想的播种者。他在武备学堂经手招收的学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则科和两班速成科。这三期正则科的学生是全校最优秀的，也是后来在革命事业中最为积极，最为得力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先后调进了新军部队，充当各级军官，有的还去担任文学堂的教师。武备学堂大柱上有一副对联是伍所撰写，联曰：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吐司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这寇盗满中原的“满”字是双关的，与联语的含义是何等胆大心深，给青年学生以教训刺激。数十年之后，我还先后听到看到过几个武备学生背诵此联，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旧感忆录》里葛敬恩、赵正平两个人的文章，与最近我在台湾晤见的沈子万（鹏）先生，他已八十二岁高龄，还口述此联不误。

伍总办对学生中思想前进，好学奋发的人，都是十分奖掖鼓励，多方照顾。他不待他们毕业，提前保送出洋留学，膺白即其一例。

蒋尊簋号伯器，浙江诸暨人，他是体育名家，毕业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回家路过杭州，那时浙江体育会适开运动大会，公请他做了运动会总裁判员。有一次他自己表演体操，观众大为称赞。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他应浙江巡抚张曾之聘，担任浙江新军第二标（团）标统。他开办一个弁目学堂，以训练初级干部，还调请了本省武备出身许多学生为第二标主要干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负责训练一个区队，除一般教练之外，还在课堂上教“野外勤务”一科。“野外”就是战地，其后辛亥革命浙军援攻南京，得到实战经验。浙江省第一次征兵，实际还是募兵，全省因武备、弁目学堂与蒋伯器关系，应征的人蜂拥而至，不多时即征足逾额。他另外成立一个学兵队，调葛任这学兵队区队长。所有这些部队中，文理通畅思想进步的人很多，后来浙江成立二十一镇（师）时，隐隐成了全镇的骨干。

浙江新军成协（旅）时，协统一席应该属于蒋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杨善德来浙充任协统。杨以剪辫子为革命党象征，而第二标自标统蒋尊簋以下全是光头。杨还要部下见上司请安打千，犯过要跪下打军棍，有意同新军为难。同时，浙江遵照清政府规定，成立了督练公所，重重上司，使蒋做事十分为难。又因徐锡麟、秋瑾案发后，外边多知蒋和他们是熟人，蒋感觉难以做下去，乃辞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