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见（第2/9页）
实际辛亥革命，自民国前一年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阴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时期先后仅四个月又二日。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锋。革命战事只两处：一在汉阳，一在南京。其在汉阳者，先由革命军占领，其后清军由北京南下，革命军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谋举事不成，致清将张勋得负嵎固守。革命军集各省联军之力，击退张勋，占领南京，创建民国临时政府。攻南京时，惟浙军一支队最称劲旅，是清末有训练之新军。汉阳与南京两处战事都不过匝月，两处一得而一失，使双方形势保持平衡，各知相持无把握而倾向和议。当时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优势，各有弱点，而第三者成举足轻重，其势如下：
（一）为革命对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后去世已两三年，此时的隆裕太后系光绪之后，与幼帝宣统均在位不久：以个人言，二人均是极可怜人物。其他皇室亲贵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题目，为国家而不是对个人。朝廷主战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战最力之良弼，尤足丧清廷之胆。自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或“独立”观望，清廷再欲镇压革命，已不可能。清军虽一战而夺回汉阳，据知当时海军萨镇冰（鼎铭）态度，军人以失去战斗力为止不能不战。他是讲原则，等待发完其最后一颗炮弹，故军舰尽其最后之弹即不拟再战，欲用汉人打汉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为革命党本身。攻下南京为革命军第一胜利，获有组织政府之重心，然军力财力均已竭蹶万分。“响应”与“独立”各省足壮声势，而自顾不暇，亦不尽属同心。武汉有首义之功，黎元洪被推为副元帅副总统，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民族英雄，报上言论亦以武汉为多，然发言甚于负责。上述提议用阳历的沈虬斋先生，一日在办公室看见报上许多文章，对众说他亦要发个通电，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国父老兄弟姊妹衔名后，其电文曰：“我是好人，你们莫反对。”这不过是一滑稽讽刺，然可想到当时“做事的人”和“说话的人”责任不平均。克强先生在汉阳督战，当时众募之众，没有训练，被北洋节制之师一击而败，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转以津浦路为北伐路线，这些都是临时的推演，并无预定之总战略。南京之后台为上海，上海对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为容纳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为效力，士商之直接参加革命者，如李平书（钟珏）先生、沈缦云（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赞助者如张季直（謇）先生、赵竹君（凤昌）先生等；而犹太富商哈同之别墅爱俪园，时为各方聚会之所。这点成就，由于历年舆论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诸先生的《民立报》，尤富有少年气概。这支发扬鼓励的笔，一般人已为之感动有素。又由于当时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的胸襟宽大，善于周旋士绅。英士先生在社会与王一亭同辈，以先识其公子故，称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进，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为支持四方。革命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马首是瞻，仿效上海军政府组织法。革命近于人自为战，但亦一盘散沙。浙江革命后组织，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蓝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学兄》文中记辛亥（一九一一）一节曰：“膺兄既毕业于日本……其关心最切，联系最密者，则故乡之革命策动也……清廷起用袁世凯，驱其北洋久练之众……直压武汉，革命势力岌岌其危……陈公英士已在上海准备响应，浙江内部亦已筹划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镇举事不密，为张勋铁良等所败，于是武汉之势益孤，各地响应之呼声虽盛，而实力莫举。膺兄与英士先生遂决举平时苦心准备之沪浙两地，相继起义，时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则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参谋，接洽颇审。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视听所系全国金融总汇之上海，则武汉新挫之众，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师，何以收容，而袁世凯等之赞成共和，更岂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与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其入同盟会系膺白所介绍。辛亥浙江起义，由上海密运武器到杭，均预置其寓所，攻南京时为浙军参谋，作战计划是他所拟。
上海对南京临时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总统府庶务之微，均为第一准备站。战事若再延续，最急切的责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为兵站总监，筹备北伐后方之事，而膺白乃沪军都督之参谋长也。膺白所领的一师兵，本隶沪军，为第一师，克强先生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改为第二十三师，隶中央政府。廿三师原来驻区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渐渐进驻南京，故后来留守府及江苏都督府的卫队都有廿三师的兵。膺白往来沪宁，日不暇给，铁路局为之添开夜车。黄伯樵先生《怀黄膺白先生》文：“克强先生在南京组织元帅府，并筹备组织临时政府，余亦效奔走于其间。政府成立，大总统孙公与陆军兼参谋总长黄克强先生，均时时以重要国事咨询先生。其时上海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沪，顾此失彼，因由沪军都督府商于当日之沪宁铁路当局，行驶夜车；京沪路之有夜车，实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强先生在汉阳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师，后来南北议和，没有战事，故亦未见战功。惟有两点非常之事，其一自请解散，其二出了国家不世之才。朱铎民（镜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黄膺白先生》文：“诸藩归政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基点，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式之国家者，实皆出自当日诸藩热诚爱国，以军政大权举还国家之所赐。膺白先生当辛亥……统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师请，以为军权归还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远大，爱国之热诚，当世宁有其匹，惜乎继起无人。”若以后来癸丑（一九一三）成败论，则这一举是书生之见，功过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