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阳嘉新制（第7/7页）

汉代察举发展到顺帝阳嘉年间，并存于其内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这三种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就支配帝国政府选官的“四科”而言，德行科“以德取人”，理论上兼取孝子廉吏而实际偏重孝子，依赖于举主对被举者道德行为与道德声望的了解；政略科“以能取人”，依赖于“授试以职”和“必累功劳”的实践检验；明经与明法科则一取儒生，一取文吏，依赖于“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试文”考试。同时从体制看察举又区分为不同层次或环节。士人在仕郡仕州之时，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都可能构成候选资格；举至中央后则以“试文”为主。这反映了一个多层次、多标准的选官格局，多种因素在发挥着作用。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为“四科”，也反映了这种多元性传统的影响。阳嘉新制实施之初，考试尚未成为决定环节，它在开始大致近乎一种辅助性检验，所以当时史籍很少涉及孝廉之考试、等第等情况，这说明它在时人心目中并不特别重要。但阳嘉新制，毕竟标志着一个重大变迁的开始。魏晋以下至南北朝，有关孝廉“射策甲科”、“策试上第”之类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

察举制原以举荐为中心环节，举主遂由此获得了颇大的选官权力。牧守常常与被举者结成恩主与故吏的深厚关系，故吏要承担许多封建性义务。《文选》卷二五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傅子》：“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这种依附关系常常发展为政治离心势力。如袁绍利用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条件，转眼就成了当时最大的军阀。而科举制下，地方官丧失了察举之权，海内一命之官皆归吏部，士人自由报名逐级考试由中央任命，他们遂由牧守故吏，一变而为“天子门生”了。中央集权也由之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中央考试制度的采用，还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

【注释】

(1)“明光殿”后原有“神仙殿”三字，删。参见原注引《雍录》。

(2)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三编第一章“考试”一节，称“郡国孝廉、茂才到京师后，也要依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射策”。这里说茂才也要经公府考试，公府及州郡辟除之士也要试经学章奏，似因率易致误。文中均引左雄阳嘉制为证，然而阳嘉制仅仅是针对孝廉一科的，与茂才无涉，更与公府及州郡辟除无涉。

(3)前注引《秦汉官制史稿》“考试”节又谓：“博士本由察举或荐举征召而来，但既为博士之后，仍须进行考试，成帝时有三科之制。”后引《汉书·孔光传》：“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十四章第三节亦云：“两汉还存在一种对博士的考试，即所谓的博士三科”，“孔光当时举为博士，参加考试以高第为尚书”。按“博士三科”并非考试。汉代某官迁某官有其惯例。如兰台令史补尚书令史，尚书令史补尚书郎，刺史居部九岁为守相，九卿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迁丞相等。博士迁升之例，即为上述尚书、刺史、诸侯太傅之三科。这是以“通政事”为标准来分类的。就这一标准看，“博士三科”也不是考试。

(4)蔡邕《太傅胡广碑》：“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可证胡广是以三署孝廉郎身份应尚书郎之试的。多有以安帝时胡广章奏之试，印证顺帝阳嘉新制“文吏课笺奏”之法者。然时间倒错，性质不合，实难为证。

(5)参见陈东原：《中国教育史》，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陈氏引作“《说郛》卷五《谈选》”，或所据版本不同。

(6)此据黄留珠之推算结果，见其《秦汉仕进制度》，112页。

(7)《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崔氏家传》：“崔瑗上巯曰：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举，恐失贤才速成之士也。”“崔瑷”本或作“崔琼”，误。“限年三十”，当作“限年四十”。由此知崔瑗之攻击，在于阳嘉新制之“限年”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