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9/14页）

二顺子是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人，他从小到大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小时候连胡同里的丫头片子都敢欺负他，二顺子受了欺负只有蹲在墙根儿下捂着脸哭的份儿，就是打死他也不敢还手，是远近公认的老实人。就这么个人，居然干出了惊天的大事。

二顺子以卖烤白薯为生，他有辆经过改装的手推车，车上放个油桶做的煤火炉，炉上架着铁丝网，把白薯列于网上烘烤至烂熟，那股焦糊甜香的味道能飘出很远，北平的老百姓喜欢这种食品。

自从北平实行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抓了瞎，白薯无疑属于粮食类，当然也被列于禁止私自买卖之列，违者就算是“经济犯罪”。二顺子他爹死得早，他十四岁就干起了烤白薯的营生，家里的老娘和妹妹都靠他养活，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过得一直紧巴巴的，这种混账禁令明明是要断了二顺子的生路。

二顺子是那种认死理的人，北平人管这叫“轴”。他不识字，眼界和见识都很狭窄，只晓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对门外发生的任何事都没兴趣。就连29军在卢沟桥和日本人开仗这么大的事儿，二顺子也是稀里糊涂，他只是模模糊糊听街坊们说过，根本没往心里去，打仗就打呗，关他什么事？二顺子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和民族。自从日本人发布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也明白了再这么大呼小叫地卖烤白薯会捅娄子，至于会捅多大娄子，二顺子却不具备这种想象力，他认为如果继续干下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大不了挨几个嘴巴，还能把人拉到菜市口砍脑袋，为这点儿小事值当吗？烤白薯当然还得卖，不卖他一家三口吃什么？

二顺子的三姨早年嫁到门头沟一带的山里，多年来一直走动得很勤，那里现在还比较太平，听说是共产党在那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除了例行公事的扫荡，平时不大敢越过卢沟桥、永定河一线。二顺子的货源都是取自于门头沟的三姨家，关键是如何把白薯弄进城里，这是种技术性较强的操作。西直门、阜成门的城门有日本兵站岗，通常是两个日本兵带两个伪军上岗，他们可以随便检查过往行人，尤其是挎篮子和背口袋的行人，目的是抓捕私运粮食的人，不少夹带粮食的人都在那里翻了船，被抓进宪兵队，其结果是不死也得脱层皮。

别看二顺子平时胆小，一旦关系到他的生计问题时，胆儿就大得出奇，他去门头沟运白薯时，都是昼伏夜出，专走小路，到了城外先找个僻静地方把白薯埋藏起来，然后往怀里揣几个通过岗哨，就这么来回倒腾，有时要跑个二三十趟才能把货全部运回家。二顺子的运气还算不错，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出过事。

然而幸运不可能永远伴随二顺子，今天就出了大事。

那两个日本宪兵把文三儿和那来顺暴打了一顿，已经打得有些累了，便把那个中国警察打发回巡警房交差，他们两人穿过前门牌楼，沿着前门大街向南走去。该着二顺子倒霉，他卖烤白薯的地方就在廊房头条的东口，正处于日本宪兵巡视的路线上。

二顺子的买卖很红火，买烤白薯的人围了一圈，近来北平市民们吃混合面把脸儿都吃绿了，一见到香喷喷的烤白薯就像被勾走了魂儿，纷纷掏钱围了上来，二顺子的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他一时有些忘乎所以，不但提了价还敲着炉子吆喝起来。

两个日本宪兵刚好走过这里，一见二顺子在敲炉子吆喝，顿时脸就搭拉下来，他们觉得这个支那人实在是欠揍，既然皇军已经颁布了粮食管制令，这小贩还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皇军对着干，要是偷偷摸摸地干也就罢了，可这小子竟然大鸣大放地敲着响儿吆喝起来，似乎唯恐别人不知道，这简直是拿皇军的法令当放屁。

二顺子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迫近，他一边忙不迭地收钱一边继续高声吆喝，冷不防后腰上挨了一脚，一等兵穿的是坚硬的翻毛皮鞋，用力又很猛，身材矮小的二顺子轻飘飘地飞出三米开外，一头扎在土地上，把嘴唇都磕破了。

二顺子从来没有挨过这样狠的毒打，他觉得很委屈，很无助，这些日本人也太不讲理了，他从十四岁起就是以烤白薯为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靠这个过日子，又不是你们日本人来了以后才干的这行，招谁惹谁了？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一个“理”字，是个人总得讲理，日本人也不能例外，凭什么打人？二顺子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那两个日本宪兵却顾不上理会二顺子，按照惯例，他们先要把违法商贩的营业用具捣毁，然后再考虑怎样收拾当事人。军曹先是一脚把火炉踹倒，炉子里的白薯便滚落在地上，一等兵仔细地用脚将白薯一个个地踩瘪。二顺子顾不上哭了，他心疼地爬过去想把被踩得稀烂的白薯捧起来，却又挨了一脚，被踢回了刚才的位置。二顺子哭喊着跪在地上连连向军曹磕头：“太君，太君，您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不敢卖啦，您别砸我炉子，您别砸我车呀……我一家三口可全指着它吃饭呀……太君，我求求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