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13/21页）

赫鲁晓夫突然之间终于明白，他所开始的这场游戏是多么危险。这位主席对核战争的看法很明确：它一旦开始，就收不住了。7月的时候，赫鲁晓夫曾愤怒地拒绝过美国人提出的新原则：把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作为目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主席团会议上，他感到不解。他的回答是：“让全体人民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核战争是会发生的。”有了那样一个原则的撑腰，美国军方现在就可以说服肯尼迪发动这种战争了。他给驻古巴的苏军司令普利耶夫将军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明确”确认了关于动用飞机空投核武器和关于战术及战略导弹的禁令。同一天，苏联的地空导弹操作人员击落了一架在古巴上空的U-2飞机，飞行员丧生。赫鲁晓夫在星期天即10月28日知道了此事。他感到是卡斯特罗下令这么做的。就在此时，民主德国向苏共主席团通报，肯尼迪将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其实是对“隔离演说”的老调重弹，但赫鲁晓夫当时误以为它是要宣战，便立即接受了美方的条件：在莫斯科时间早晨六点，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的两个小时，苏联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单方面从古巴撤出“苏联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该声明对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一事提都未提。

后来，赫鲁晓夫又开始虚张声势；他坚持说苏联从古巴的撤退并不像卡斯特罗和中共认为的那样是个失败。而且他在把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和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运回苏联之后，还想把这些武器继续留在古巴。10月30日，他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向刚好在莫斯科的捷共代表团给出了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当时知道美国人想要进攻古巴，”赫鲁晓夫声称，“那时我们和美国人都在讨论柏林问题——双方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转移对古巴的注意力；美国人想要进攻它；我们则拖延美国进攻的时间，不想让它轻易得手。”这位苏联领导人接着又说，美国人本来要在海上开展一场有两万名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大规模演习，代号为“奥尔特萨克”（ORTSAC）（这是把Castro倒过来拼），实际上就是一个入侵古巴的阴谋。“我们认为，就在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我们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所以美国人非常恼火。”卡斯特罗建议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电报，促使赫鲁晓夫摆明了他对核战争的看法。“显然，率先发动打击在今天是不可能使对手丧失战斗力的。肯定会受到反击，而这种反击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个地球上，毕竟还有情报机构不知道的导弹。潜艇上也有导弹，而这些潜艇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打得失去还手之力的。如果我们自己发动了战争，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也要死许多人。只有那种不了解核战争意味着什么的人，或者是像卡斯特罗那样因为革命激情而失去了理智的人，才会说出那种话。”这位苏联领导人急忙又补充说，输掉这场核边缘政策游戏的人并不是他。“从我们得到的情报来看，我们知道美国人害怕战争。他们通过某些人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帮他们摆脱这次冲突，他们会非常感激。”赫鲁晓夫最后又提出下面这个挽回颜面的看法：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对于苏联来说，“实质上军事价值很小”，而且“是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服务的”。

从战争边缘的退却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这场危机起初纯属赌博，但结局却“好得出奇”。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又都对自己在危机中的经历感到后怕。他们瞥见了核战争的深渊，并且发现对于核边缘政策，哪怕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计划也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还认识到，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多少事情可能会出现差错。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0月的事态发展中始终密切观察着赫鲁晓夫。在他看来，那些事态发展“对于苏美双方和两位领导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危机“使他们意识到——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核灭绝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核边缘政策绝对不能考虑”。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他对美国总统的看法。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把肯尼迪当作受重视的谈判伙伴，而不是可以用核边缘政策轻易击败的对象。这是双方朝着缓和美苏关系方向发展的开端，它将克服重重阻力在十年后开花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新面貌”，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在苏联国内，公众对危机的反响很小。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对加勒比自由之岛的“挑衅”的新闻，许多苏联公民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直到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都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为此操过心。不过，政治精英对古巴导弹危机非常紧张。莫斯科的一些党的干部决定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农村。当外省官员了解到更多细节的时候，他们非常震惊。乌克兰的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在其1962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处在战争的边缘。总而言之，我们制造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军事紧张局势，然后又想从中脱身。”谢列斯特和自己的许多同事都感到“疯狂的尼基塔”使他们处境非常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