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第12/26页)

仗着司马昭是“君子”,阮籍表现得更为放肆。

他有一次很不经意地对司马昭说,自己曾经去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大喜,巴不得你主动要求做官呢。你这一开尊口,等于是向我示好啊,我求之不得!立刻满足你,封你去做东平相!

于是阮籍就骑着一头驴晃悠晃悠去上任了,干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差。

到任之后,他转来转去,却只干了一件事:把官署内的隔墙、屏障啥的都给拆了,然后大家不分官职大小,在一个大屋子下一起办公,互相都看得见。在今天,这个做法有个词,叫“透明化办公”,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阮籍就想到了这一招。

不过,阮籍去东平的时候,东平的民风已不似当年淳朴了。看到现实和想象中的差距如此之大,阮籍非常失落,还写了一首《东平赋》,其中充满了对理想中东平的怀念,于是,他只待了十天左右就返回了。

回来之后,他也没有对君子司马昭有更近的举动,依旧我行我素,喝酒喝醉,开小差出溜,找朋友聊天。

阮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道德君子司马昭既是自己的上司,还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怎么你对他这么冷淡呢?估计当时也有人这么问过,阮籍在《咏怀·六十七》中,给出了答案: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学问渊博、很有名气的儒生,类似“鸿儒”。洪生说话办事都按照礼仪制度,穿戴也都要符合规章,设定尊卑次序,使得万物都能归于纲纪伦常。平时呢,仪表整齐、颜色肃穆,卑躬行止,手持玉圭玉璋,堂上放置着祭祀用的酒,屋里也备着稻粱这些祭品。

前面这几句都是对大儒“洪生”形象的白描,接着笔锋一转:

洪生在人前一套一套的,在私底下却灭芬芳——没有半点美好形象!一面说话恣意任性、信口开河,一面却还用仁义道德的大道理欺诳世人。

所以洪生这种人呢,表面上处处逢合礼仪,实际上却鄙陋虚伪一肚子坏水!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在人前假扮谦谦君子、内里却糟糕透顶的“洪生”,全篇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洪生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很有代表性。

司马氏家族,以及围绕在司马氏家族身边的一群人,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大多都是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对他们来说,仁义道德、礼仪制度,只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阮籍对这种“君子”的厌恶,一半是出于天性的真诚,另一半,则源于其思想的深邃。

一般来说,一个成体系的学说一旦在社会上流传开,就已经变得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分析。比如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是一回事,在孔门弟子那里又是一回事,到了孟子、荀子,甚至再到汉武帝那里,各自呈现的都是不同的状态。

大致而言,从内容的角度讲,儒学基本可以分四个层次。

核心层次,是孔孟仁爱忠恕的人格理想,并由此衍生出的道德规则,以及对之汲汲追求的那种精神。

第二层次,是建立在正名、礼制基础上的一套礼法纲常和政治制度,比如荀子、董仲舒的思想都属于这个层面。

第三层次,是掺杂了法家、权谋家思想的儒家,外儒内法,为驭民之术,比如历代帝王眼中的儒家就都是这样的。

第四层次,是仅仅借用“儒家”的帽子,内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比如厚黑学、成功学、“国学管理学”等等,实为“伪儒家”。

儒家思想如此,其他学派的的思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常听到人们动辄谈“儒家如何如何”“佛家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您说的是哪个层面的儒家?又是哪个层面的佛家呢?

很显然,司马昭所信仰的儒家,就是第三、第四层面的儒家,他只不过是借着儒家的帽子,披着儒家的外衣,用这种方式笼络士人,目的则是继续把持大权。

围绕在司马昭身边的所谓“礼法之士”,多数信奉的也都是第二、第三层面的儒家。他们一方面确实尊儒,另一方面却也懂得权宜奉承值道。在他们看来,“儒门礼教”更多的是护身符和粮票。这些人哪里懂得儒家仁爱拙直的精神?他们所能理解的,就是恪守教条、屈服现实,徒具“儒者”之名。

更为不幸的是,这些粗俗的“伪儒家”却霸占了话语权,打着儒家的旗号,去攻击一切意见不同者。他们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一般士人就很难鼓起勇气反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