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第12/26页）

仗着司马昭是“君子”，阮籍表现得更为放肆。

他有一次很不经意地对司马昭说，自己曾经去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大喜，巴不得你主动要求做官呢。你这一开尊口，等于是向我示好啊，我求之不得！立刻满足你，封你去做东平相！

于是阮籍就骑着一头驴晃悠晃悠去上任了，干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差。

到任之后，他转来转去，却只干了一件事：把官署内的隔墙、屏障啥的都给拆了，然后大家不分官职大小，在一个大屋子下一起办公，互相都看得见。在今天，这个做法有个词，叫“透明化办公”，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阮籍就想到了这一招。

不过，阮籍去东平的时候，东平的民风已不似当年淳朴了。看到现实和想象中的差距如此之大，阮籍非常失落，还写了一首《东平赋》，其中充满了对理想中东平的怀念，于是，他只待了十天左右就返回了。

回来之后，他也没有对君子司马昭有更近的举动，依旧我行我素，喝酒喝醉，开小差出溜，找朋友聊天。

阮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道德君子司马昭既是自己的上司，还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怎么你对他这么冷淡呢？估计当时也有人这么问过，阮籍在《咏怀·六十七》中，给出了答案：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学问渊博、很有名气的儒生，类似“鸿儒”。洪生说话办事都按照礼仪制度，穿戴也都要符合规章，设定尊卑次序，使得万物都能归于纲纪伦常。平时呢，仪表整齐、颜色肃穆，卑躬行止，手持玉圭玉璋，堂上放置着祭祀用的酒，屋里也备着稻粱这些祭品。

前面这几句都是对大儒“洪生”形象的白描，接着笔锋一转：

洪生在人前一套一套的，在私底下却灭芬芳——没有半点美好形象！一面说话恣意任性、信口开河，一面却还用仁义道德的大道理欺诳世人。

所以洪生这种人呢，表面上处处逢合礼仪，实际上却鄙陋虚伪一肚子坏水！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在人前假扮谦谦君子、内里却糟糕透顶的“洪生”，全篇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洪生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很有代表性。

司马氏家族，以及围绕在司马氏家族身边的一群人，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大多都是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对他们来说，仁义道德、礼仪制度，只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阮籍对这种“君子”的厌恶，一半是出于天性的真诚，另一半，则源于其思想的深邃。

一般来说，一个成体系的学说一旦在社会上流传开，就已经变得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分析。比如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是一回事，在孔门弟子那里又是一回事，到了孟子、荀子，甚至再到汉武帝那里，各自呈现的都是不同的状态。

大致而言，从内容的角度讲，儒学基本可以分四个层次。

核心层次，是孔孟仁爱忠恕的人格理想，并由此衍生出的道德规则，以及对之汲汲追求的那种精神。

第二层次，是建立在正名、礼制基础上的一套礼法纲常和政治制度，比如荀子、董仲舒的思想都属于这个层面。

第三层次，是掺杂了法家、权谋家思想的儒家，外儒内法，为驭民之术，比如历代帝王眼中的儒家就都是这样的。

第四层次，是仅仅借用“儒家”的帽子，内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比如厚黑学、成功学、“国学管理学”等等，实为“伪儒家”。

儒家思想如此，其他学派的的思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常听到人们动辄谈“儒家如何如何”“佛家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您说的是哪个层面的儒家？又是哪个层面的佛家呢？

很显然，司马昭所信仰的儒家，就是第三、第四层面的儒家，他只不过是借着儒家的帽子，披着儒家的外衣，用这种方式笼络士人，目的则是继续把持大权。

围绕在司马昭身边的所谓“礼法之士”，多数信奉的也都是第二、第三层面的儒家。他们一方面确实尊儒，另一方面却也懂得权宜奉承值道。在他们看来，“儒门礼教”更多的是护身符和粮票。这些人哪里懂得儒家仁爱拙直的精神？他们所能理解的，就是恪守教条、屈服现实，徒具“儒者”之名。

更为不幸的是，这些粗俗的“伪儒家”却霸占了话语权，打着儒家的旗号，去攻击一切意见不同者。他们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一般士人就很难鼓起勇气反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