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风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第10/21页）

曹操当然推脱啦。

董昭就游说大臣们，游说的结果呢，是大家一致认为曹操应该晋级“公爵”，加颁“九锡”，用以表彰曹操的特殊贡献。

公爵是爵位中最高级别的。通常情况下，伯爵就极其罕见了，一般的顶多封个侯爵。曹操又不是皇室宗亲，这时候贵为丞相，被封为一等侯爵，按常理也就到头了。加封公爵，那就等于要给曹操封个诸侯国！

颁“九锡”则更可怕。

“锡”同“赐”，“九锡”就是天子赏赐给有特殊贡献的诸侯王、大臣九种礼器。按《礼记》记载，这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即校音器，古代音律有神圣的意义）、朱户、纳陛（上朝时的贵宾通道）、虎贲（贴身勇士）、斧钺（可以诛杀有罪者，即民间常说的“上打天子下打臣”紫金锤、尚方宝剑一类的凭证）、弓矢（可以征伐不义的诸侯），以及秬鬯（音同“巨唱”，祭祀用的香酒）。

这些礼器通常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形式的表征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颁赐九锡，往往意味着敲响了旧王朝的丧钟。

满朝文武绝大多数都“顺应天命”、极力赞同，纷纷上书“劝谏”汉献帝给曹操封公爵、加九锡。

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居然有一个人站出来极力反对！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自己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头号谋士——尚书令荀彧荀文若！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会产生两种道德体系、两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也会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郁郁不得志、栖栖遑遑、常能感受到痛苦；而另一类则视乱世为机遇，能享受荣华富贵、显达于世。

为什么呢？

陈寅恪分析认为，士大夫中的第一类人，由于他们有坚守的信念、耿介真诚，常常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不善于用“新旧两套标准”来应付社会，心中理念又和现实格格不入，所以就处处碰壁、痛苦异常。

第二类人呢，他们没有固定的信念，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惜牺牲人格尊严而逢迎谄媚。他们大多数是功利主义者，善于利用两种道德、价值标准，来应付周遭环境，所以他们往往混得比较开，富贵荣显、身名俱泰。

从价值观上来说，我们高度赞扬坚守信念、耿介真诚的前者，贬斥两面三刀、庸俗油滑的后者。

但现实却往往相反，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他们会说：“道理确实是那样，但现实却是这样。”于是，大多数人成为丢弃信念、苟且活下来的庸鄙者。这些人越来越多，最后就叫嚣“活下来、活得好才是王道，至于理想、信念、道义什么的，就让它们见鬼去吧”！

这就是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为什么正直的人往往活得比较艰辛，而“聪明识时务者”都混得很好的原因——因为后者可以没有底线。

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正是儒家式微、社会变革的时代，所以这两类人的特征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先不说董昭之流，且来看看荀彧，他绝对是心怀理想、真诚耿直的第一类士大夫。

荀彧本名门大族之后，祖父、父亲、叔伯都是一时名臣。荀彧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书呆子，也不是一个流于虚伪的“小人儒”，他不尚虚名、眼光独到、心思缜密、不拘小节，有很强的政治才干。

荀彧为曹操出了很多关键的计谋，比如建议奉迎汉献帝至许昌、为曹操保全兖州三城、献计扼袁绍于官渡，等等，并且推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郭嘉等大量人才，曹操一直称荀彧是自己的“张良”。

但在荀彧的心中，他称臣并为之出谋划策的，从来都是汉室，而不是曹操。《后汉书·荀彧传》说荀彧：

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

所以，荀彧从心里是忠于汉室的，他从政，是为了实现儒家忠君爱国、治平爱民的政治理想。

一开始荀彧帮助曹操，是因为那时候的曹操，确实有匡扶汉室的心愿，在诸多军阀中独树一帜。他帮助曹操成长，也是希望曹操强大之后能辅佐汉室，如此汉朝才有复兴的机会。

可是，随着曹操的势力扩大，再加上底下人不断地哄抬、推波助澜，曹操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不臣的心思就越来越明显了。

早在曹操打败袁绍的时候，曹操领了冀州牧，企图趁机扩大冀州的领地。荀彧就提出过建议，阻止了曹操越轨的行为。

这一次董昭又联合百官，“进谏”给曹操封爵颁锡，曹操谋朝篡位的心思暴露无遗，眼看汉室岌岌可危，荀彧又怎么能沉默呢？

或许朝中还有大臣也忠心汉室，可是大都畏惧曹操的势力，所以卑屈顺从。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荀彧站出来，慷慨进言，加以阻止，荀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