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9/12页）

195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学者”——政治阴谋家》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胡适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后台”，和蒋梦麟、朱家骅、傅斯年等反动分子，结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阀集团，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学阀集团今天不存在了，但是曾经依靠过这个集团或者为这个集团服务过的人，今天也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这个集团的罪恶了。27

那些读到这篇文章的原中研院的孑遗们，恐怕无不心惊肉跳。郁积于心的话，终于等到了1957年。陶孟和在整风鸣放时，曾直言不讳地提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他还有过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浩劫”这类的言论。

很快，“反右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顷刻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7月22日，陶孟和开始在中科院的会上批判自己：“我在《大公报》（6月16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陶孟和还检讨了6月8日在中科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说，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28

陶孟和最终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仅为有极右思想的“内控”人员。1960年4月，他在抱病赴上海参加中科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于4月17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痛惜老同事的骤然去世，笔锋一转又写道：“在反动政府之下则他也已寿终正寝，所以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仍是受党之赐。”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以论文《捺钵与斡鲁朵》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从英国直接回到红旗下的北京。他早已与伯父傅斯年断绝关系。笔者听傅斯年的高足何兹全介绍，1951年，他曾与傅乐焕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去了南充，傅去了宜宾。估计也去了李庄。但我揣摩傅乐焕的心情定不轻松。他应该目睹或听闻李庄的一系列变化，诸如1940年接纳中研院迁到李庄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等已被镇压，而他的伯父傅斯年也因脑溢血在台湾猝死……

1952年傅乐焕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此间，他与史学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1966年，“文革”风暴骤至。噤若寒蝉的傅乐焕，成了中央民院首批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他被诬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在他的家乡聊城，受清朝皇帝敕封的傅家祖坟被炸药炸开，墓园毁损得面目全非。傅氏族人傅乐新、傅乐铜等均受到冲击。傅乐焕在遭受抄家、批斗、关牛棚等折磨后，身心疲惫。5月23日夜，傅乐焕选择了一片清凉的水域……

天之生才，既予之厚，何夺之速？

三

中研院初到台湾，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阳历二月，刚过完农历新年，史语所搬到杨梅。中博院到台湾之初，先租了铁路局在杨梅的仓库，中博院搬往台中之后，将原先使用的铁路局仓库让给我们。我们租下为铁路局所有、较高大的平房——仓库，作为堆放箱子的地方；民间所有、较低矮的平房——米仓作为办公兼单身同仁的宿舍。在米仓附近还有厨房，也同时在旁边设了饭厅。公家在米仓附近，与大成路、旧镇公所一带租了一批房，再加上原先的公家宿舍，作为从南京来的公务人员的宿舍。29

米仓宿舍，多是楼房，楼下老乡做生意，楼上住公务员。还有人如办事员王志维等就租住堆杂物的号房。曾有一个慈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史语所改善住宿条件，准备拍照。有人认为已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好照的。夏鼐日记中有高去寻从台湾带过来的一封信。他写道：“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30

20世纪50年代初，史语所同人在台北杨梅仓库前。（右起）杨时逢、陈槃、芮逸夫、李××、李济、李霖灿、胡适、萧纶徵、朱家骅、×××、李光宇、董作宾、劳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