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第5/17页）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由更加强大的力量加以完成。这两者相遇之时最特别的惊喜，便是出现一位真正的领导者。马努埃尔·达·诺布莱加精力充沛，在得到教区长委托之后，立即启程奔赴巴西，甚至没有留出时间前往罗马亲自接受会长罗耀拉的指示。他那时三十二岁，在加入耶稣会之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然而，诺布莱加之所以能为历史铭记，并非因为其突出的理论修养，而是因为他旺盛的精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由于语言缺陷，诺布莱加无法成为维埃拉(6)一样的伟大布道者，也不是安谢塔(7)一般的伟大作家。在罗耀拉眼中，他是一名战士。在解放里约热内卢的远征军中，他是整个部队的推动力量，也是最高长官的策略顾问。处理行政事务时，他展现出了一名天才指挥的完美才能。他的信件中有明显的英雄义气，证明他从不惧怕任何形式的自我牺牲。在那些岁月里，仅仅为了勘查探索，他们从南到北又由北向南，横跨了整个大陆，在忧虑与危险之中度过了上百个夜晚。在那些岁月里，他成为了长官身边的长官，大师之中的大师。他建造了城市，平息了骚乱。在那个时代，巴西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收复里约港口，建立桑托斯与圣保罗，征服敌对部落，成立大学，普及教育，解放土著居民，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功劳。诺布莱加开创了一切。他的学生与继任者，维埃拉与安谢塔，在巴西的名声虽然更大，却不过继续发扬了他的思想。他们建造的一切，无不在诺布莱加的基石之上。在巴西历史这“独一无二的历史”中，诺布莱加写下了第一页。这双坚定有力的双手所勾勒的笔触，直到今天仍留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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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巴西之初，耶稣会士致力于了解当地情况。在传道授业之前，他们愿意先学习。立即有人提出要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只需一眼就能发现，这些人还生活在极其落后的游牧社会。他们一丝不挂，不知道劳作，也没有武器，甚至连最原始的工具都没有。如果饿了，就直接从树上摘、到河里捉；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光了，再换另一个地方。他们天性善良，温顺纯朴；之所以互相争斗，也只是为了抓到几个俘虏，在隆重的场合将他们吃掉。即便这种食人风俗也并非由于他们性格残忍；这些野蛮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囚徒，对他们如丈夫一般侍奉照料，直到将他们杀死的那天。当圣徒们劝说他们放弃食人，他们的惊异多于真正的反抗。因为这些土著居民远离文明社会，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吞掉俘虏就如喝酒跳舞做爱睡觉一样，是一种单纯的快乐。

这种低下的生活方式，乍看起来是耶稣会士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却简化了他们的任务。既然这些赤裸的人们毫无道德与宗教观念，便更容易说服他们。其他地方的人，或有固定的文化成见，或者受到巫师、圣徒、萨满控制，对传教士心存怨恨；而巴西的土著居民则恰恰相反。按照诺布莱加的话说，他们温和顺从得就像一张“白纸”，接受一切教化，服从新的指示。土著居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白人传教士，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受到友好接待。”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洗礼，心甘情愿、满怀感激地（为什么不呢？）追随传教士们，让这些“好白人”保护他们免受“坏白人”的迫害。作为专注的实践者，耶稣会士自然明白，这些食人者天真的盲从，他们的祈祷、跪拜，并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即便在最成功的传教区域，在圣保罗和第比利萨(8)，有时仍能见到食人风俗的复兴。耶稣会士从不浪费时间统计征服了多少灵魂，他们明白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首先要让这些游牧部落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才能得到抚养教育。要使食人部落的这一代人文明开化，已经不可能了。但若教育他们的孩子，使下一代人遵守文明礼仪，或许并非一件难事。

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学校。他们谨慎地采用了种族融合的办学方法，以便使巴西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且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有意识地聚集起茅草房中的印第安儿童，让他们同许许多多的混血小孩一起；并且不断请求送来更多的白人小孩，尽管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切崭新的事物，只要有利于种族融合，他们都极力欢迎，即便是“在葡萄牙被称作恶棍的迷途浪子与流氓土匪”。他们有意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众领袖，因为土著人在宗教学习中，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兄弟而不是外国人，更愿意相信肤色相近的人而不是白人。与其他人不同，耶稣会士更关心下一代。这些现实主义者目标明确，只有他们能够看清巴西的未来。早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之前，他们已然了解巴西的广袤，并对自己的任务进行了严格规划。这是一份长期的作战纲领，永远不得变更。其目的就是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起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思想。巴西完成了这些目标，更应当向这些传教士报以永恒的感激，因为正是他们，使它成为了真正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