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9/12页）

在战胜者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似乎被定义成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的战斗。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衰老的中央王国应得的土崩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吹自擂的情况也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的中国，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以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获得了新生，只是时而误入歧途。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在一场内战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很可观，据称多达12万人。历史学家奥德·阿内·维斯塔德居住在英国，他在《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指出，那些人同样也是‘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强奸、抢劫，从事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在美国，奥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称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属于“被屠杀烈士”。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学院。该院师生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之后的1995年，该院又为纪念碑新增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沃尔特·兰格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1935年首次出版，1951年修订）一书，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在此研究领域出类拔萃，“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写道：

自1895年至1900年，在对待中国方面，欧洲一直缺乏任何敬重，缺乏任何理解。对欧洲人而言，“天国”只是一个有待其充分开发利用的巨大市场，是一块如同牛排一样供其宰割的辽阔疆域。在西方外交通信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东方情感的欣赏，或对其变革中遭遇的卑劣行为有任何同情。欧洲的绝大多数记录都属于此类内容。武力是和平之父，铁拳是成功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

兰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莎拉·派克·康格（她是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的妻子）私下描述的印证，“如我在北京这里所见，我不奇怪中国人为何憎恨外国人”。1899年，她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中华帝国不属于外国人，可他们经常显得凶猛、冲动。中国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任何权利。难怪中国人有时候会咆哮、会咬人。”在康格女士经常提到的居高临下的美国人中，恰巧有其丈夫的副手、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此人方下巴，当过骑兵军官，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期间，成了指挥官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参谋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机教训一下中国人，让他们永生难忘。此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多国部队抵达北京不久后发生的掠夺活动中，那位一等秘书会拿出东西外卖。

随着义和团成员四处逃散，北京的枪声平息下来。“解放者”们举办庆祝游行，军乐队吹吹打打，彩旗高举飘扬，很热闹。同时，惊恐万状的商贩们则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尊贵仁慈的先生，请不要向我们开枪！”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与外交使团队伍一起，胜利穿越天安门，进入不再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国歌奏完，讲话结束后，“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宫殿区，对宫廷太监的怒目视而不见。他们在曾经不可亵渎的皇帝宝座前大摆姿势照相，开始夺取他们能够抓住的一切。

1992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慈禧太后传》，那是他撰写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修正主义传记。他在书中写道，随着掠夺愈演愈烈，西方人“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与其假定罪行远不相符”。胜利者的正义来得迅速而残暴。电影胶片记录了普通中国百姓目瞪口呆凝视被砍掉的人头的恐怖画面。绝大多数外国人——外交官、士兵、牧师——都参与了被《悉尼先驱报》称为“掠夺狂欢”的活动。许多非军事人员也与那场掠夺狂欢脱不了干系。很快，记者们对狂欢中的大屠杀进行了记述。狂欢持续了数个星期，而不是几天。掠夺狂欢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而非只限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区域。所有那一切，都与四十年前对圆明园进行的掠夺形成了鲜明对照。

其他事情也有了改变：战争法则。要说有哪个标志性事件经常被忽视，那就非亚伯拉罕·林肯莫属了。他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守则。1863年4月24日，林肯总统签署了《第100号通令》，形成了有关对待战俘、敌方拥有财产以及“战场战利品”的书面规定，其用语明白无误。该命令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通过和平协商确定其最终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