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6/12页）

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带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掠夺（Loot）一词源于印地语Lut，后者又源于梵文的lotra，意为“抢劫、掠夺”。1800年，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人，已开始在会话中使用该词。两次鸦片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掠夺一词传遍全球（如霍布森-乔布森“英—印标准词汇表”考证）。简言之，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财产争论不休的占有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战胜者提出了获取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卢浮宫里装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的文物精品。另一方面，战胜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贪婪掠夺，早已是臭名昭著。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对此有过辩论，他对西西里岛总督费雷思的掠夺行为给予了严正谴责。

然而，1860年时，与战争期间道德有关的成文法典尚未成形。惯例成为对占领者进行限制的传统制动器。但是，那些惯例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曾对其法律缺失进行过阐述。惨绝人寰的30年战争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世界性战争准则。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提议再次受到推动。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撰写出版了《国际法》一书，建议制定对所有交战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法规，对被俘战斗人员的生命、权利、财产，以及受困于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实施保护。格劳秀斯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即便对交战者违反惯例予以保护的战争法，也是模棱两可，成为一纸漂亮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