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比尔的诅咒（第7/9页）

世界已经变小，普特里的诸多码头证明着这一点，它附近的诸多优雅别墅证明着这一点，意大利人的起义也一样。在同盟者军队中，多数人或许是在为模糊的地方荣誉而战，他们的领袖可不想回到罗马崛起前的地方主义。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并非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想的是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战争一开始，领袖们便看中了考菲尼姆（Corfinium）。它位于意大利的中心，领袖们选它做新的首都，“它将取代罗马，为全体意大利人所有”。16为了让人们都明了它的象征意义，考菲尼姆和新的国家获得了同样的新名字，“意大利亚（Italia）”。他们发行了新硬币，建立了新政府。直到19世纪，加里波第才做出了又一次尝试，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

如果说模仿是讨好的最真诚形式，那么，至少对意大利亚的大多数领袖来说，反抗罗马并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微妙的欣赏姿态。从根本性的法律到新的硬币，意大利亚的一切都在模仿罗马。正如意大利人的愿望是成为罗马公民，虚弱的新国家想的也不过是成为另一个罗马。对普通的士兵而言，罗马公民权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虽然如此，仍有迹象表明，士兵们分享着一种同胞情谊，有时会削弱他们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同盟者战争的早期，罗马一支主力部队在意大利中部遭到挫败。幸存的士兵们感到很绝望，因为对手的装备和训练同他们一样好。在公元前90年的整个夏天，共和国军队一直进行着艰苦的阵地战，逐渐将反叛者的战线推后；到农业收获的日子临近，战争季节即将结束时，他们准备给对手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但到了双方排好队形、相向而立时，士兵们纷纷认出了对方阵营中的朋友，互相召唤着放下了武器。“紧张气氛消散了，战场上的人们像在过节一样。”士兵们互叙友情，罗马指挥官也跟对手见了面，讨论“和平以及意大利人对公民权的渴望”。17

当然，会谈并不成功。罗马人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向敌人让步呢？但是，他们能坐在一起谈判，已经表明双方都有悔意。最有意义的是罗马指挥官的身份。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是共和国最有名的军人。尽管已经60岁了，坐在马鞍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马略仍然有明星般的号召力。反叛者知道并敬重他，许多人曾在他的麾下作战。人们心怀感激地记得，马略曾独断地给予整个意大利同盟者的步兵（cohort）以罗马公民权，作为对他们勇敢作战的奖励。人们还记得，马略本人也不是罗马人，他是在阿尔皮努姆（Arpinum）长大的。那是一个小山城，距离首都有三天路程，人们只知道它既贫穷又偏僻。在远古时代，阿尔皮努姆是部落人的堡垒，他们曾与罗马人发生战争，但战败了，然后是被同化，最终获得了公民权。他们获取公民权还不到一个世纪。如今，意大利同盟者也开始了争取公民权的殊死搏斗。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到马略并不显赫的出身和如今所处的高位，他的经历的确能给反叛者带来一些希望。

也不仅是反叛者。许多罗马人同情意大利人的要求。无论如何，罗马不正是一个移民者的城市吗？追溯到罗慕路斯年代，最早的罗马妇女是一些被劫持的萨宾人（Sabine）。她们奔波于父亲和丈夫间，乞求他们不要相互争斗，而要像公民一样，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请求被接受了，罗马人和萨宾人在七个小山丘上定居下来。传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那样，大方地让渡自己的公民权。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罗马人，分享罗马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反过来说，在罗马人的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对非罗马人不可遏止的轻视。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

不幸的是，在意大利人起义前的那些年里，有关开放还是排外的争论变得壁垒分明。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偶尔给某个人或某个社团公民权与给整个意大利公民权是完全不同的。尽管许多罗马政治家很傲慢或沙文主义，不过，有关其城市会被毁掉的担忧与之关系不大。一下子将全部意大利的百万人口接纳进来，罗马的古老体制如何承受得了？保守派觉得罗马受到的威胁非常现实，相应地，他们的反应也显得歇斯底里。在他们的鼓动下，罗马通过了一些法案，驱逐所有不是罗马公民的人。更可怕的是，为阻止对手提出自己的法案，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暴力手段。公元前91年，由于发生了骚乱，一项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法案被搁置起来，法案提出者愤恨地回家去了。黄昏的薄暮中，他被刺死在自家的门廊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但意大利人的领袖们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暗杀发生没几天，他们便开始动员山里的同胞们准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