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巴比伦(第9/10页)
而巴比伦人又被安排了怎样的任务呢?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被命令挖掘地基,烧制泥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任务不太体面,但是大流士在检阅到苏撒纳贡的不同臣民时,将巴比伦人排在队列的首位,“挖泥土、压碎石、烧制泥砖,这些都是巴比伦人的职责,他们来完成这些任务”25。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非常清楚,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通常不会将倾倒的建筑物的石块清走,而是将它们填平夯实,将新的建筑修建于废墟之上。例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庙,很可能建立在过去建筑物碎块的基础上。因此“圣王”的宫殿也需要如此修筑。
以巴比伦人修筑的层层庞大砖石为基础,用世界各地的珍宝加以装饰,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然不是众神的居所,却仍然拥有神圣辉煌的超凡景象。巴比伦城以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波斯之王的首都则按照建立者的设想为和谐的秩序树立了辉煌的典范。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大都会的特点,即使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之前,无处不在的银行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他的商人和银行家很快也来到这里;政府官员云集于此;操着各种混杂口音的工匠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波斯波利斯和苏撒并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市的狂热感觉;大流士也并不渴望让它们变成这样。“圣王”不想从他的宫殿中一走出来就炫耀地挥舞着权杖进入一群臭烘烘的平民簇拥之中。税收的各项明细都认真地记入卷宗;宫殿大门上闪闪发光的稀有珍贵金属都开采自遥不可及的山脉之中;墙壁浮雕上常常雕刻着附庸国使者纳贡的形象——有时是阿拉伯人,有时是埃塞俄比亚人,有时是健陀罗人——国王的臣属永远被定格在图案呈现的模式中;这一切都明白地说明了波斯强大的永恒特点。对大流士来说,帝国统治的流血实践意义重大,所以它们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国王对世界国家的神圣幻想乃是通过征服行为建立起广阔统治。波斯人统治方式最为清楚地体现了某种盟约的内容:谦卑者将获保护;臣服和顺从可换来世界秩序的保证。当然这一条与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的宣传相比而言,显然大大减轻了对杀戮的热衷——但也的确非常有效地为征服世界的行为做了无限的开脱。
这种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命中注定要为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显然是混乱和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到大流士的帝国,而且还威胁到通过帝国反映出来的宇宙秩序。甚至有时大地和天空都可能对“圣王”的敌人表现出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之后一年,在帝国北方边界地区爆发了新的暴动,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斯基泰人。大流士亲自带领军队进攻他们,却遭到了自己向导的欺骗,在荒凉的原野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干渴之中。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脱下黄袍和王冠,爬上了山顶,将自己的权杖用力刺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大地上黑暗的阴影得到了净化,这位万王之王放声祈祷。他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大流士重新披挂上阵,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了叛军。对于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次远征更加令人激动了:它说明世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遥远到无法被波斯人控制和征服。“从海洋的这边到海洋的遥远尽头,从陆地的这一侧到陆地遥远的尽头”26,大流士统辖一切。
“圣王”所拥有的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他还没有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在药杀水的另外一侧,亚洲草原在兰加河所环绕的无人占领的遥远地方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原先由冈比西斯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完全被沙漠风暴所吞噬[2];在欧洲,与伊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完全没有人曾经在这里探险,这是一块等待探索和征服的处女地,但是开拓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的时机一定会到来。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圣王”军队的势力,秩序一定会被推广到谎言的老巢中。大流士在击败斯基泰人班师回朝后立即准备进行新的征服。公元前518年,他瞄准了东方,派遣一支海军舰队溯印度河而上,到那片神秘土地中探险。侵略活动立即随之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并从那里征收金沙、大象和类似的奇珍异宝作为赋税。甚至连这条大河本身也被套上了象征性的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在一口大瓮中带到大流士御前,并放在他的宝库中,与其他的河水混合在一起,同样,他们也活捉一些俘虏来增加国王的荣耀。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