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15/18页）

假如希特勒因为每一种社会疾病谴责犹太人，那么他还认为他们对他个人的不幸也要负责。他可能还要谴责他们，因为他的母亲死于一个犹太医生爱德华· 布洛赫博士之手，他没有能够医治好她的晚期乳腺癌，并用臭烘烘的液态碘仿涂抹在她化脓的伤口上，使她忍受了酷刑般的痛苦。对西线的毒气进攻使希特勒双目暂时失明，1918年10月，当他重见光明的时候，他再次体验了母亲的受难，再次激动起来，他把充满母亲身体的有毒碘仿和把他眼睛弄瞎的毒气联系起来。他经历了精神病时期，其间他看到了所有罪恶的起源，以及与之战斗的方法。希特勒沮丧地躺在帕斯沃克医院的病床上，再度体验了母亲最后所受的折磨。正如鲁道夫· 比尼恩指出的，这一次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母亲成了替代性的，她是正在被玷污的德国。一旦希特勒把两个犹太人负有责任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发现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何时获得这个最初的启示，即犹太人是这个世界每一种社会恶性肿瘤的病源；也没有人清楚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见解的。它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时期的产物，其间他想象犹太人强奸和灭绝了他的两个母亲：克拉拉和他的替代母亲——德国。它可能是1918年至1923年间德国灾难的结果，这些灾难让他确信德国的主要敌人——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富豪统治集团——被世界犹太人所控制。它可能是在其个人生活中与犹太人有着个人和痛苦的经历，尽管没有可信的证据确认这一看法。最后，希特勒有害的犹太恐惧症可能是他永不满足的仇恨欲望表现，它来自并代表着他自己的自我仇恨的投射。

希特勒是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受到统治和毁灭的激情所驱使；同时，他是一个政治天才，能够通过机智的演讲和一流的组织能力，用自己的厌恶来感染大众。他也具有一种直觉，知道如何采用大众民主的可能性去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在大众传播的年代尚未登上舞台的时候，希特勒就知道如何把政治变为大众的剧场，如何运用所有可以得到的技术将他的计划商品化，以富有魅力的图像、象征物和“声音”出售给他的观众。希特勒后来得到“一群政治化妆师”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约瑟夫· 戈培尔，他成功地将自己推销出去，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富有爱心的人，他同情德国人民的痛苦，承诺给他们带来根本的变化。他将毁灭性的意向掩盖起来，诉诸崇高的理想和德国历史的传统。他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安抚中产阶级对无法无天的恐惧，承诺民族的振兴讨好保守主义，用崭新而强大的军队的迷人幻象来取悦军国主义者，并向工人保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人忍饥挨饿。总之，他告诉听众，他们是邪恶阴谋的牺牲品，这样就免除了他们的个人责任。他知道他们痛苦的原因所在，他能够认定罪犯；借助德国人民的帮助，他能够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消灭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领导他们走向光辉的未来。

无论希特勒还是他传达的信息，都一直看不出一目了然的邪恶，因为他知道当符合自己的政治目的时，该如何去掩饰自己和他的政治偏见。假如他显示出一目了然的邪恶，民众就不会如此自愿地追随他。纳粹的宣传机敏地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希特勒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有着完全扭曲和非真实的对现实的幻象。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他是实际上有多么危险。但是，并不缺乏证据说明许多德国人选择相信。他们选择相信他抛出的大话和幻象，同时有意忽视一个国家假如对它们加以实施的话，将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当希特勒沉浸在政治聚光灯下的时候，他有着在他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决心实施的明确政治计划。

希特勒宏大计划的细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熟悉的，但有一点今天经常被忽视，就是从他政治生涯的一开始，这些细节就为人所熟知。在他的战斗之书《我的奋斗》当中，他详细而清晰地表明，他将把德国变为世界的强国；他还明确而清晰地表明，雅利安种族是生物和文化进化的顶峰，注定要统治整个世界。由于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核心地区，因此希特勒呼吁德国人民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征服欧亚世界，播下即将到来的千年之种。在希特勒种族主义强迫症的思想中，种族的概念最终和空间的概念联系起来。一个民族的伟大首先并最终依赖于其种族的纯洁性，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也依赖于自身远超于劣等民族再生自己的能力，以及净化由犹太人、吉卜赛人或亚洲人等劣等民族造成的种族污染的能力。让像德国人这样不断增长的种族适应一个有限的空间，注定会使他们隶属更强大的种族。这就是为何希特勒为德国人民在空间巨大的东欧和俄国要求生存空间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