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第9/10页）

王耀武当然非常感谢俞济时，后者亦写信解释冯圣法一事。

这样一来，黄埔4期的第58师的旅长廖龄奇出任师长。王耀武随即把第51师的旅长张灵甫调到第58师做副师长。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这话怎么说？李天霞做了第51师师长，而张向来看不上李，但李同样是自己人。怎么办？调张去第58师给廖龄奇当副手，这样既可把张、李分开，还能制约一下桀骜的廖。

王耀武又借力提拔了施中诚（保定军校出身，没有黄埔色彩），叫他做第57师师长的同时兼副军长。没多久，施中诚调出，余程万（黄埔军校1期，广东台山人）补位。

这就是第74军干部的任用情况。

南昌会战后，江西战场陷入沉寂，第9战区也暂时无事。江北的第5战区，则又战云密布了。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的战区司令长官部先迁枣阳，再迁樊城，部队大多撤到平汉线以西的湖北西部、北部以及河南南部，以大洪山、桐柏山为转轴，跟日军对峙于随县、枣阳、襄樊（襄阳在汉水西岸，樊城在汉水东岸）一线，平汉线以东，就剩下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廖磊第21集团军了。

战区的任务极为重要：屏护重庆，巩固鄂北。

在这里说一下，南昌反攻战的同时，其他战区的部队也在出击，这就是蒋介石说的“四月攻势”。如果说战南昌是这个攻势的一部分，那么5月初爆发的随枣会战则是这个攻势的延续：日军被打后的报复。

其实，“四月攻势”前，武汉周边的日军就开始调动，没想到被李宗仁先打了一拳。所以，进入5月后，冈村宁次集结了第3、13、16师团等部队，开始发起对随县、枣阳等重要据点的攻击。

按李宗仁回忆，随枣会战开始前，第5战区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何益之就把情报传向了樊城。

蒋介石侍从室负责军事情报的唐纵（黄埔军校6期，湖南酃县人）在日记中证实李宗仁在南京确实有一内线。1940年重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被该内线探知，随后发密电给李宗仁。过程中，密电又被重庆截获：“所事言之纂详。委座特电李司令长官辟谣，并请其撤回给谍报员。”

但按李宗仁的说法，就连抗战前一直跟桂系打交道的日军大佐和知鹰二已被他发展成卧底：

……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电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接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第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我们以前提过和知鹰二，此人以做桂蒋分离活动著称（武汉会战后，亦在河南信阳设立秘密机关，妄图拉拢李宗仁，但了无成效），但要说最后成了李宗仁的卧底，并以高级军官的身份从日军最高司令部眼皮子底下给李提供绝密军事情报，这事听上去还是有点悬。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跟一直搞桂蒋分离活动的和知鹰二熟悉，抗战爆发后多多少少会引人非议，为卸掉这种指责，李称和知鹰二为反战人士，又被自己发展为内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暂且不去管谍报员的事，只说随枣会战前，李宗仁确实进行了相应布置，以致在面对冈村宁次以“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战术发起攻势时，不是很被动。

日军负责中央突破的是藤田进第3师团，他们沿襄花公路攻击；荻洲立兵第13师团位于右翼，向襄花公路北侧迂回；藤江惠辅第16师团位于左翼，向汉水东岸进击。

开战之初，李宗仁叫汤恩伯率部出桐柏山，切断襄花公路，合击随枣地区的敌人，但汤不听，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李宗仁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担心的？”

汤恩伯也不解释，拂袖而去，这是李宗仁的回忆。

李宗仁回忆中的汤恩伯完全是个混不吝的形象，但在白崇禧的回忆中，汤则战术不凡。

战场正面在随县，藤田进第3师团集中兵力，以锥形攻势向桂军第84军张光玮（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永福人）第174师阵地攻击。张部依托地形，与鬼子死拼，战斗极为激烈。在短短一公里的纵深，第174师组织了四道阵地，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用友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的说法：“战况之烈，牺牲之大，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塔儿湾一线终日枪炮声不息。

镇守该线阵地的是钟毅（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扶绥人）第173师的一个旅。

大战前，旅长梁津（黄埔军校4期，广西靖西人）命令士兵在丘陵上伪造工事，再在工事前一定距离处挖散兵壕，并于壕中斜挖避弹坑，并在每个伪造工事的两翼修建机枪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