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十五节（第7/12页）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肇祸之由……”

“不然！”吴充不待孙固说完，便插言反驳道：“凡事有经有权，国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岂是无因？曾无可悯处？且押后处置，亦非不罚，不过权宜之计，以免沮丧边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笔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孙大人此言，实是法家之语。商申之术，乖离圣教，何足为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