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部边防（第7/22页）

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

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

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

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

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 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 del 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 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