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7/9页）

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月10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65]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用这一说法。}

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66]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

信函说，发表这样演说的都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单干者，绝大多数人是平庸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部分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时候，偶然混入党内和钻进党的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信函提出，对于那些因不成熟和没有经历过足够思想锻炼而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共产党员们，应该耐心地说明他们的错误。那些心怀恶意的批评者，他们为了修正党的政策基础，千方百计地利用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党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信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对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和处罚。

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事实，然后才能进行评论。笔者想通过对苏共二十大的基本内容和整个进程的追述来揭示这次大会性质及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指出，苏联实行的是领袖政治。每一个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根据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确立自己的思想路线，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形成鲜明的历史特点。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以避免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主要内容无疑同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拉开了距离。此后，虽然苏联仍然同美国继续进行冷战，但是热战的危险大为降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缓和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从此完全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开始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无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都表现出赫鲁晓夫及其时代的局限性。赫鲁晓夫所继承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他批判斯大林并不否定斯大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并不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否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因此，他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框架下，既没有意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思想路线上的种种局限性，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在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压力下，他很快又改变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代，他的“非斯大林化”，他的改革一直处于反复与曲折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恢复了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但赫鲁晓夫却坚持由党具体领导一切经济部门，而且他自己仍以领袖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排斥异己。所以，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改革并没有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