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10/27页）
埃及人这次胜利最宝贵的战利品是马匹，共缴获了2041匹战马；既然他们那时可能依然要进口纯种马，所以这些马匹一定是对他们战车部队的重要补充。没有记录表明美吉多战役中双方各投入了多少辆战车。但200年后的公元前1294年，拉美西斯二世在叙利亚南部奥龙特斯河边的卡迭石击败赫梯人的军队时，埃及军队似乎有50辆战车和5000名士兵；拉美西斯二世继承了新王国咄咄逼人的政策，在远离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战略势力范围的边缘主动挑起战争。一说赫梯人军队的规模大得多，有2500辆战车。这一定是夸大其词，若使用那么多战车会使战线长达8000码；但埃及的一幅描绘此次战争的浅浮雕显示了52辆战车，表明投入的战车数量相当多。
关于赫梯人是否使用复合弓有些疑问。出土文物显示，他们的战车武士通常是矛手，这可能说明了埃及人为什么能够在卡迭石幸免失败。无论如何，在美吉多和卡迭石，战车作战尚未达到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最强大时那么发达的程度。武器系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完全吸收，系统越复杂，时间越长。战车这个武器系统十分复杂，不仅包括战车本身，而且包括复合弓、马匹及其所有配套设备，而对被驭车的统治者征服的人民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所不熟悉的。若说埃及人和赫梯人驭车都不熟练，战车的潜力要等到以后亚述人发展起他们的战术时才得到充分发挥，那也一点儿不令人吃惊。到亚述人的时代，战车很可能像萨尔贡和赛纳克里布的书记官描述的那样，成了震惊恐吓敌人的武器。训练有素的马匹在驭手的驾驭下拉着战车疾冲而来，车上的箭手射出阵阵箭雨；战车成队行动，驭手训练有素，彼此呼应，两军战车之间的战斗一定就像我们现在的装甲车作战，谁能把对方的战车多破坏几辆，谁就打赢了战斗，而不幸地或愚蠢地挡了路的步兵则像谷糠一样被四处抛开。
战 马
在战车最辉煌的时候，这个武器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脱颖而出，那就是马。一说是亚述人促成了这一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革命导致了亚述帝国的垮台。
自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以来，文明世界就开始骑马。公元前 1350年的埃及艺术就有骑马的形象，公元前12世纪的浮雕显示了骑马的战士，有一幅浮雕描绘了骑在马上的战士在卡迭石战役中作战的情景。然而，他们都不是骑兵。他们骑的马是光背，没有马镫，他们骑马的位置靠后，接近马臀，不是前控的位置。这说明那时马的背部还不够强壮，使人无法采取现代的骑姿。然而，到了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通过择优配种繁殖出了一种由肩部承重，使骑马人的位置得以前移的马匹；马和骑手之间也发展出了足够的配合，人可以在马奔驰之中开弓射箭。不过这种配合，或称骑术，仍不够默契，人还是不能放开缰绳；一幅亚述的浅浮雕显示骑兵两人一组，一个人用复合弓射箭，另一个自己骑着马，还帮射箭的战友拉着缰绳。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说，这其实是没有战车的战车作战。
不过，大草原上的人骑马的历史可能比文明世界还要久远；在马背上射箭的做法可能从亚述人那里又流传回了大草原，被那里骑术更精良的人学到了手。我们知道，直到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马匹仍然由大草原供应；大草原的人每年把未经驯服的马驹抓住驯养好，然后卖给亚述。骑射技术反向流动完全是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亚述帝国的消亡是由于公元前7世纪末一个叫作斯基泰的骑马民族的入侵。斯基泰人来自伊朗，他们的起源地可能远至中亚东部的阿尔泰山。他们好像是跟着另一个也是来自伊朗的骑马民族辛梅里安人后面而来的。辛梅里安人大约在公元前690年侵入小亚细亚，横行霸道，搅得天下大乱。斯基泰人到来时，亚述帝国的边境上正强敌环伺——北面是巴勒斯坦，南面是表面上称臣的巴比伦，东面则是伊朗的米底人。这些威胁本来可能可以抵挡得住，亚述过去也曾应付过类似的情况。然而，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和米底人及巴比伦联手围攻名城尼尼微并取得了成功。两年后，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在哈兰大战斯基泰人和巴比伦人的联盟，虽然有埃及的帮助，但依然败北。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落入了巴比伦的掌控之中。
巴比伦很快又亡于波斯之手，波斯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最后一个大帝国，但它的力量不在于任何先进的军事技术，打仗归根结底还是靠战车。虽然招募了步兵雇佣军，还训练了波斯贵族做骑兵，但波斯皇帝打仗时用的仍然是战车武士；当波斯皇帝大流士遇到了掌握革命性军事手段的敌人时，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大流士的帝国落到了亚历山大继任者的手中，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他创立的军事制度一直保护着帝国的安全，尽管基础不太稳固。但是，在把大草原与喜马拉雅山和高加索之间的农耕土地分隔开来，长达1500英里的边界线上，战车战术和亚历山大的欧洲战术都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骑马民族，文明世界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所以，公元前7世纪第一批侵入美索不达米亚的斯基泰人预示了后来2000年的袭击、抢劫、掠奴、杀戮，有时还有征服。在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些文明地区的外缘，这样的袭扰循环往复、连续不断。这些对文明地区外缘的不停攻击对文明地区内里的性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军事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凶狠的力量。无辜地被他们用来作恶的工具是皮毛粗糙的小马的后代，从人在伏尔加河畔养殖这样的小马做食物到斯基泰马匪的出现，仅仅过了几十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