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国姓爷”的私心海上称雄郑成功（第10/13页）

为此，张煌言也很惑然，他对于郑成功一镞不发的围城，确实摸不清底细。或许是因为镇江得手后附近句容、仪真、六合、滁州纷纷来归，让郑成功陶醉在不战而胜的情绪中，以为南京必在掌握之中。觉得自己马上要入内坐镇江南，他可能不想费事费力，既损人命又损城内建筑。他是否这样想，史籍无载。

大军临城，守城一方的郎廷佐和攻城一方的郑军，皆大肆进行政治宣传攻势。

郎廷佐心内发虚，仍然硬着头皮写信，劝降郑成功：“……倘邀天幸，大君子（指郑成功）幡然改悟，不终有幸，自膺天子特达之知。轰轰烈烈，际会非常，开国奇勋，此其上也。如曰志僻孤忠，愿甘恬退，仆代敷陈，显明本末，请给原官冠带，修养林泉，俨然山中宰相。祖莹故基，朝夕相依；骨肉至亲，欢然团聚。出处既成，忠孝两全，此其次也。其或不然，即于归来之日，祝发陈词，仆代请作盛世散人，一瓢一笠，逍遥物外，遍选名胜，以娱天年，又其次也。亦强（过）日坐危舟，魂惊恶浪，处不成外，出不成出，既已非者，亦难名忠。况且震临海岸，未免惊扰百姓，窃为大君子难闻者。仆率愚直之性，行简谈之词，屏去一切繁文缛语，如逆闯之害，何以当仇？本朝之恩，何以当报？当仇者不审天时，自甘扑灭；当报者妄行恃险，自取沦亡。邪正之至理，兴衰之大数，有识者燎若观火，又何必烦词取厌大君子之清听哉！昔人有言：‘身在局内，明者自暗；身在局外，暗者自明’。某以局外之观，略陈鄙意，不避嫌疑，倾心万里……至诚之心，望祈同乐。”

身处孤城，郎廷佐辱舌侃侃，仍发书劝降郑成功，看似憨愚，实则在为南京争取时间。

郑成功没搭理郎廷佐。倒是张煌言以自己名义发信一封，反过来也争取郎廷佐开门早降。

双方都是笔墨文豪，来往攻心书信，极有文采可观：“……执事（指郎廷佐）固我明勋旧之裔，辽左死士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泽，当何如怨愤！思父母之深仇，当何如报雪！不为中兴人物。顾（李）陵、（卫）律白甘，华夷莫辩，甚为执事不取也！即就恩仇之说言之，自辽师起而征调始繁，催科益急。故溃卒散而为盗贼，穷民聚而为弃兵，是酿寇盗者，虏人也。乃中华失守，倾国兴师。倘能挈故物而还天朝，将土蕃、回纥不足羡。顾乃招虎进狼，即收渔人之利于江北，辰蛇封豕，复肆虫蛊之毒于江南。此果恩乎，仇乎？”

张煌言信中，先夸郎廷佐出身，说他是明朝辽东“烈士”子弟。但查郎廷佐之传，其父郎熙载原为东北广宁的明朝诸生，努尔哈赤克广宁时，郎熙载投降，被授为“防御”之职，后因军功，得“游击”世职。所以，郎氏并非是大明“烈士”，反而是汉奸二世之家。张煌言上来给对方一顶高帽，无非是争取郎廷佐投降。特别在书信后半部分，张煌言指出清朝乘人之危、亡人之国的阴险，责斥满清攻乱辽东，致使明朝兵困民疲，是明朝衰亡的主要原因。

双方互打政治牌，皆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最终在宣传和沟通中处于下风并受欺骗的，反而是咄咄逼人的郑成功一方。

见郑军势盛，清朝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和驻防的清将喀喀木只能坚守，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此时，先前从郑成功军中逃出（实则是被纵放）的清朝江苏巡抚朱衣助忽然出现在南京。由于他本人见过郑成功，见人揣意，就向郎廷佐等人献计：趁郑成功志骄意傲之机，假意投降。

于是，清将管效忠出头，他派人给郑成功递书信，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大军一路胜捷，我们力争不敌，本应马上投诚。但清朝有制度，守城者坚守三十日，援者不来，则失城者不罪家属。南京文武官员的家属均在北京扣作人质，乞望藩主（郑成功）宽限至三十日期到，我们会立刻开门迎降。”

郑成功的参军潘庚钟即刻识破清军诡计，劝说道：“此乃敌人缓兵之计，绝不可信，趁如今南京城内空虚，请立即下令进攻南京！”

郑成功不听。“我大军一路而来，战必胜，攻必克，南京守将已心碎矣。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为上策。况太祖皇陵在南京，岂敢震动？”

其实，郑成功绝非轻易就能骗到的书呆子，他之所以如此胸有成竹，是因为进军途中，清朝的松江总兵马进宝和崇明提督梁化凤皆暗中与他约降。

但是，马进宝是真心想降，梁化凤是虚与委蛇。郎廷佐发搬调兵，马进宝不应，梁化凤却即刻提四千精兵入城来助。马进宝原为李自成部下，外号“马铁杠”，残忍好杀，身家奇富；梁化凤乃清朝顺治朝武进士，是个彻头彻尾为满清卖命的汉奸。他曾在郑成功进攻途中亲自拜见郑军大将马信，二人结为兄弟，对天盟誓。所以，梁化凤提兵入南京，郑成功等人还以为他要去城内做内应，信之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