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第10/12页）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侧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55﹞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海瑞在1585年被重新起用。他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不幸的选择。这一次,他就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和事业的最低点。当时张居正已经死后被清算,朝廷中的人事发生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海瑞虽然不是当面反对张居正的人,却为张居正所不喜,因而得以在反张的风潮中东山复起。﹝56﹞然而,这位模范官僚的政治主张在15年前尚且窒碍难行,在这15年后又如何能畅通无阻？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以他的明智和通达,自然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致海瑞的书信中说到“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就含蓄地表示了这次起用只是俯顺舆情,需要这位享有声誉的直臣作为朝廷的点缀。﹝57﹞这个时候的海瑞已经72岁,虽说锐气并没有消减,但多年的阅历却使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乐观。当嘉靖年间他犯颜直谏的时候,曾经充满信心地鼓励皇帝,说朝政的革新,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而现在,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给朋友的信上却忧心忡忡地说：“汉魏桓谓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58﹞借古喻今,明显地影射当今的万历皇帝喜欢女色和驰射,而且对皇帝的是否能够改过毫无信心。

在起复之初,他的职务是南京右佥都御史,不久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59﹞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跸以外,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里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于官员俱乐部。他们的官俸微薄,公务又十分清闲,于是就殚思竭虑地设法增加额外收入。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职权,向市井商人勒索,其公行无忌有如抢劫。﹝60﹞这种种怵目惊心的情形,使稍有良心的官员无不为之忧虑。

海瑞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61﹞。在命令发布之前,他已经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条陈。他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提到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62﹞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位御史在家里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的祖制,这位御史理应受到杖责。其实这类事情在南京已属司空见惯,海瑞却以为有坏风俗人心而加以反对,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海瑞的再度出山以及一如既往的言行,对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有如一块巨石投进了一池死水。对他的批评和赞扬同时出现。不久,就有一位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疏参劾右都御史海瑞。下级监察官参劾上级监察官,虽不能说背于法制,毕竟是有逾常情。即此一端,就不难窥见反对者的愤慨。这位御史的奏疏一开始就对海瑞作了全盘否定：“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接着就采用莫须有的老办法,说海瑞以圣人自诩,奚落孔孟,蔑视天子。最后又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既骄且伪,说他被召复官,居然丝毫不作礼貌上的辞让,反而强调说他还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官带。这位御史负有视察官学的职责,他在奏疏中说,如果学校中任何生员敢于按照海瑞的方式为人处事,他将立即停发此人的禀膳并加责打。﹝63﹞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64﹞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65﹞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66﹞

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官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