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第9/26页）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礼记》。程颢认为《礼记》多传圣门绪余，‘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朱熹说：‘《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实际上是说《礼记》集中了古文《记》的精华。朱熹采撷《曲礼》等文，撰《学礼》十五篇，收入《仪礼经传通解》中。

明儒柯尚迁说‘《曲礼》、《内则》、《少仪》实《古礼经》篇名‘，又说：‘《曲礼》‘毋不敬‘四言，实古帝王相传格言。‘‘《内则》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妇之大伦矣。教子之道，必有《少仪》之礼，外傅之教始详，亦古经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长幼、朋友二伦，皆立于《少仪》之中矣。‘（《曲礼全经类释·自序》）

朱升说：‘《仪礼》，经也，所记者名物制度；《礼记》则传其意焉。远古无传，则求其数也难，不若姑因其义之可知者，使学者尽心焉，以求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设科者不得不舍经而求传也。‘（《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说，《礼记》一书，‘曾子、子思道学之传在焉。不学乎此，则《易》、《诗》、《书》、《春秋》未易可学也‘，而且尧、舜、三代之遗说，‘舍此几无可求者。‘（《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以‘九经‘取士，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文字比《左传》少，文字也相对浅近，故儒生多舍《左传》而读《礼记》，使得《礼记》之学大盛。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使《礼记》之学进一步压倒《仪礼》。

使得《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对《大学》、《中庸》的彰显。韩愈为了建立儒家的圣学道统，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中庸》，认为是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陈澔《礼记集说·自序》语）。宋儒唱和韩说，张载说：‘《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并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与《六经》并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从元皇庆二年起，考试科目必须在《四书》中出题，《四书》便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宋代《礼记》研究的重头之作是卫湜的《礼记集说》。此书兼取郑注、孔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博采一百四十四家之说，翦除芜蔓，撮举枢要，详而且明，使读者能‘因众说之浅深，采一经之旨趣，详而度数，精而性理，庶能贯通而尽得之矣‘（《礼记集说·自序》）。

元儒陈澔作《礼记集说》三十卷，因陈氏号云庄，故又名《云庄礼记集说》。此书较卫湜书简便，但多失古义，好以空言推义理，舛误也比较多。明永乐十二年，胡广奉诏修《五经大全》，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共四十二家，为学者一时所重。

清代《礼记》之学的重要著作有《钦定礼记义疏》、纳兰性德《礼记集说补正》、李光坡《礼记述注》、方苞《礼记析疑》、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博参宋元以来诸家之说，以发明古义，新见叠出，读者可以参阅。

作者： 溪山琴况 2005-8-10 22:02 回复此发言

42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冠者礼之始也：冠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九

冠者礼之始也：冠礼

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一种‘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者，可以不参加生产、狩猎活动，也不必参加战争，氏族对他们有哺育和保护的责任。但在他们到达成人的年龄后，氏族则要用各种方式测验其体质与生产、战争技能，以确定其能否取得氏族正式成员的资格。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丁礼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消失了，而中国的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内核，将它加工改造为‘冠礼‘，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仪礼》有《士冠礼》一篇，详细记载士之子举行冠礼的详细仪节。《礼记》有《冠义》一篇，说解冠礼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