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7/12页）

袁世凯死后，民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南北对立的乱世，旧制度已去、新制度未立是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在民国初年这个转型时代，中国突然失去了社会重心，没有了中心势力。传统中国无论政治再动荡，王朝如何更替，士大夫精英始终是社会的中心势力，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旧的士绅阶级开始消亡，新知识阶级暂时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于是，无论是旧制度还是新制度，背后都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实力的阶级来支撑。李大钊1917年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说：“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但是“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39]杨荫杭也在1920年的《申报》写道：“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今民意既弃如弃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40]

国家乱世的表象是政治纷乱，军阀混战，其背后是文化的崩裂。秦政两千年来之所以能整合成大一统的帝国，“车同轨”尚在其次，最重要的乃是“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统一，纵使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总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那里。这个由士大夫精英所担当、由察举制和科举制所维系的精英文化，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解体了，因此严复会将晚清的废科举视为与春秋废井田同等的千年历史大巨变，[41]取代儒家“义理”的，是各种西域来的“主义”，但在清末民初，“主义”尚未完全取代“义理”，新旧文化并存，与政治的乱世一起，在文化上也同样呈现出纷杂与对抗。而新旧文化的对峙，又与地理空间密切联系，大致而言，南方得风气之先而趋新，北方相对封闭而守旧。民国十年前后的南北对立，与其说是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抗衡，不如说有新旧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故周作人在《南北》一文中如此说：“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的，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42]

四、乱世之中的“土豪”与“游士”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两千多年之中，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成为国家官僚，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王权制度的崩解，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士大夫阶级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社会当中，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分是“游士”。

“土豪”是帝国体制遗留下来的旧士绅阶级，他们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16年之后法统破裂、南北对立、中央政权式微，“土豪”们往上发展无望，乃沉淀于各省，延续晚清新政的传统，致力于地方温和的保守主义改革，通过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的重建。“游士”是民国之后诞生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之子，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对旧制度不屑一顾，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激进的思想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土豪”与“游士”是旧制度已破、新制度未立的过渡时代的特殊现象，他们被旧体制抛离，但尚未被新体制完全吸纳。“土豪”沉淀在地方，为的是保一方之平安与繁荣，“游士”游走四方，寻觅新的政治领袖，志在重建独立、民主的统一国家。

若不是从思想形态，而是从社会形态而言，早在晚清，就有“游士”前辈的身影。最早出现的“游士”，乃是体制内洋务派官僚周围的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走科举入仕的传统正途，于是在体制外部办报纸、当买办，以民间的身份发出声音，推动变革。第二代“游士”是体制边缘的底层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布衣书生的身份“公车上书”，以一代舆论掀动戊戌变法。1905年科举的废除，将大批读书人抛到社会，成为无所依傍的新一代“游士”，其中一些激进的爱国青年云集东京，成为向体制造反的革命党人。民初“壬子癸丑学制”改革之后，大批拥有新知识的现代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从新学校里面生产出来，除了一部分被职业各界吸纳之外，相当一批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缺乏稳定职业的无根“游士”。他们思想激进，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对社会与体制不满，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之下，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想所吸引，投身革命运动。到1925年国民大革命兴起之后，最后打败“土豪”阶级的，正是这批“游士”青年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