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儒家的治国方案（第11/12页）

[15] 在这方面，柯小刚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如何贯通王道和人民共和，可能是今日宪政建设中通古今之变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人民共和制，是为王道的新命开辟了道路。王道至大，无远弗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世纪以来，列强分裂中国终未得逞，实有赖这一传统对于党国形态（无论国共）的暗中支撑。今日宪政建设，亦将有赖这一伟大传统。”见柯小刚：《王道与人民共和：从经学依据谈中国的宪政建设》，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

[16] 蒋庆：《政治合法性问题与议会三院制》，见氏著：《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作者参引时该著未出版。

[17]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引自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1页。

[18] 参见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见《原道》，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62页。

[20]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序言。

[21] ［德］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页。

[22] 关于中国政治中的双重权威，张灏先生有非常精细和精彩的分析，参见［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46—58页。

[23] 许倬云：《秦汉知识分子》，见胡晓明编：《释中国》，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95—1896页。

[24] ［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49页。

[25]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26] 参见秋风：《中国政制的历史演变与大势》，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4期；《拜托，董仲舒是宪政主义者》，见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71139091.html。

[2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00—107页。

[28]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第11—12页。

[29] 这一观点得之于与杨国强先生讨论时所受教益，特此鸣谢。

[30] 参见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页。

[31] 参见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72页。

[3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0—31页。

[33]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9、21页。

[3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0页。

[35]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2页。

[36]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37] 林丽月：《王者佐·社稷器》，见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11页。

[38]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见氏著：《国史新论》，第37—47页。

[39]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32—33页。

[40] ［清］谭嗣同：《仁学》，二十九。

[4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30页。

[42]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7页。

[43] 参见蔡英文：《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92—103页。

[44] 庞朴：《荀子发微》，见廖名春选编：《荀子二十讲》，第248页。

[45]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第340页。

[46] 牟宗三：《荀学大略》，见廖名春选编：《荀子二十讲》，第75页。

[47] 蔡英文：《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第103页。

[48]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24、44、49页。

[49]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24、44、49页，第10页。

[50]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24、44、49页，第30页。

[51] 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52] 萧公权：《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见《萧公权全集之八·宪政与民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