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种国家认同：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第7/14页）

张君劢在对费希特的介绍中淡化了其爱国主义背后的世界主义叙述脉络，而特别突出了其演讲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德意志民族受到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这样，费氏民族主义背后的人类普世意识到张君劢这里便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民族情感。事实上，在我们上一章所引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还能够发现类似费希特的以普世主义为背景的民族主义：“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但到张君劢这代知识分子，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仅仅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得以叙述，世界主义的普世意识已经大大淡化了。

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上，张君劢接受了费希特的看法，将国家看成是一种具有自在目的的神秘之物，而非自由主义所理解的仅仅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国民的爱国也不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是类似于宗教的神圣信仰：

国民所以爱国，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是为一国的文化和国民性的永久保存起见。这种爱国之念，发于求国家的天长地久而来，实含有宗教的神秘性，决不是股东合组的公司，只为谋利的所可同日而语。[26]

国家具有某种宗教的神秘性，爱国不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利益算计，而是与人的价值理性有关，是人的意志所选择的世俗信仰。与《新民说》时期梁启超的国民共同体相比较，张君劢这里所塑造的显然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他将民族国家的基础理解为三大要素——语言、风俗和历史，[27]显然，这些都是自然的历史演化，而非政治建构的产物。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他所认同的是梁启超所说的“国性”，是抽象和神秘的民族精神。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族不用想象，但五四以后缺的是民族的自信心。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中国虽然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和历史，却忘记了自己。他呼吁从民族智性、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这知、情、意三个方面来培养民族意识。[28]

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将费希特的《演讲》归结为三个要点，并把它们概括为“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案”。第一，自责：“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唯有痛自检点过失”。第二，道德的再造：“民族复兴，以内心的改造为唯一途径”。第三，爱国：“就民族在历史上之成绩，发挥光大之，以提高民族之自信力”。[29]但张君劢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费氏进行了“再造”。从《演讲》来看，费希特是自信的，充满着对德意志民族的自豪，虽然他抨击德国国民的自私自利造成了民族萎缩，但这一自利性格并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殊国民性，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的世界性格。而在张君劢看来，中国人的“各呈意气、各图私利、不肯些微下克己功夫”，显然是因为国人的国民性在私德和公德方面都有问题。[30]他像梁启超一样，将中国之所以无法建立民族主义，归咎于国民道德的欠缺。费希特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的民族教育上，目标是培养由自觉的理性所支配的全面而完善的新国民。张君劢却将费氏的这一思想宋明理学化了，将之置换为理学内省式的道德修养。中国的国民性中所缺的，是民族国家意识，而要获得这一意识，首先要有民族自觉，国民自知其为民族。同时，克服自私自利，在道德上提升民族的情感、意志和智力，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唯一途径。[31]

不过，张君劢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他反对保守，清楚地意识到，对中国传统的负面要进行反省和改造，另一方面又要提高民族的自信心。他承认：

今日又在改造之过渡期中，一方面引改造而生不信心，他方而因要发达民族性而求信心，信与不信相碰头，如何处置，实在很是困难了。[32]

正如列文森所说：“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33]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重新拾起自信心？张君劢认为，自信心来自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民族性与欧洲不同，他们是从无到有，而中国是“从已有者加以选择，引起信心后，另造出一种新文化来”。[34]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的自主权”，即民族文化的本位意识，运用自己的思想力，尊重本国的固有文化，不跟着西人的思想走，贵乎独创，不贵模仿。[3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代张君劢的民族主义继承了德国赫尔德、费希特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重构，让民族在生存危机面前获得精神上的再生，建立一个以民族精神为认同核心的民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