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6/7页）

在这股妖风弥漫的日子里，对待建祠的态度成了衡量帝国官吏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成了官吏奖惩的重要依据。潘汝帧倡议建造生祠的上疏进呈，御史李之待转呈，仅仅迟办了一天，就被革职法办。

原任提学副使黄汝亨路过西湖，见魏忠贤生祠极为壮丽，不禁发出惊讶叹息。守卫生祠的人发现之后，当即乱棍齐下，将黄汝亨活活打死。

蓟州道胡士容不愿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被人告发，立即逮捕下狱审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见魏忠贤像未行五拜三叩之礼，结果被锦衣卫逮捕关进大牢，后与胡士容一起判处死刑，实行秋决。所幸的是，由于皇位发生变化，两人才死里逃生。

如此疯狂的人间闹剧，固然是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所造成，但也说明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一定层面上的劣化。即使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的命运走向，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只是虚无的空中楼阁，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只是一个太监。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失去根基的空中楼阁会有垮掉的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喝醉的车夫，驾着大明王朝这驾马车，向着灭亡一路狂奔。

当然，在魏忠贤集团内部并不缺乏清醒之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天启皇帝死的那一天，也就是魏忠贤的倒台之日。为了保住自己在权力世界里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的长远利益。

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不但没有心动，反而吓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自己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二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也不算是虚妄之词。

谁也没有料到，天启七年（1627年），天启皇帝突然得了重病，开始腰疼，发烧，然后又浑身浮肿。短短两个月后，皇帝已经是一副大限将至的景况。

魏忠贤表现出了一个奴仆的忠贞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挽救天启皇帝，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巫师为皇帝驱邪，还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皇帝病危给魏忠贤政治集团带来了一种危机感。天启帝的妃嫔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但全部夭折。正宫皇后张氏也怀过一胎，但不足月即流产。如果天启皇帝真的因病而亡，那么继承皇位的按道理应该是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而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

天启皇帝的病情日益沉重。八月二十二日，年仅二十二岁的朱由校驾崩，谥号为熹宗。由于膝下没有皇子，朱由校在临终之前将皇位传给十六岁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对朱由检说：“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

面对朱由校的临终遗言，朱由检虽然表面上答应，可他的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

因为朱由校没有儿子，所以这种兄终弟及的安排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野史中也有另外的说法。据《先拨志始》记载，天启皇帝逝后，魏忠贤等人故意密不发丧，准备让某妃假称有娠，而以魏良卿的儿子顶替，做一个孺子皇帝。这件事不可能绕过张皇后，于是魏忠贤命人对其委婉劝讽。但张皇后却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由于张皇后的坚持，魏忠贤一伙儿的奸计最终没有得逞。

魏忠贤对天启皇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然向自己逼近。他知道新皇登基以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也许自己不会再有以前的风光。可是凭自己对皇家的一片赤胆忠心，他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新皇的信任。

从这一点上来说，魏忠贤只能算是一个权力狂人，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比他要明智得多。在天启皇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此来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限。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是多么迟钝。

信王朱由检最终还是进入了皇宫，并于二十四日于中极殿即位，接受帝国文武百官的朝拜，宣布明年改元“崇祯”。这位不满十七岁的小王爷就这样成了下一任新皇帝，一个亲手敲响帝国丧钟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