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合作的非暴力者（第2/6页）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中，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的内容涉及明朝皇帝的禁忌——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而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到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的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令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调查，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礼议”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了，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后来他又多次回朝想要挽回败局，可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大礼议”事件之后，士大夫们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希望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礼议”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低调的个人处事风格为自己赢得了支持。

嘉靖十七年（1538年），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一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为皇帝排忧解难的好官员。但是登上权力顶峰的夏言，却暴露出了一个严重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不少大臣都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就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出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加起来长达二十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四十五年时间的半数以上。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他们都不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籍，祖上是靠军功博取的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