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9/10页）

对于前一类人，尼采是一张“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们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对于他们，尼采是当时从西方飘来的唯一一团新思想的积雨云，他们希望能与之摩擦，产生中国上空的雷电，下一场对中国有益的思想的大雨。只不过尼采这一团云，并不真的具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强大的电荷……

他们无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篱自我幽禁，分明地乃是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心理的失落、失望和悲观。

尼采那种仿佛具有无边无际的自我扩张力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一番贵宾式的巡礼之后，吸收了中国思想天空的潮度，湿答答地坠于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山头，在那儿凝成了与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一种中国特色的可称之为“后道家思想”的东西。一种“出世”选择与不甘心态相混杂的东西……

以上三个阶段，即从自我能动性的膨胀到退缩到自我幽禁的过程，也是许多根本不曾亲和过尼采的中国当代大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录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头脑中随时会自行“生长”出来的一种思想。有时它是相对于社会的一剂猛药，有时它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遗传病。

关于尼采其人

在1844年，在德国，尼采相当幸运地诞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远离欧洲大陆的一切灾难、愁苦和贫困。他的生日恰巧是德国的国庆日。这个家庭使他从幼年至青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用尼采的话说：“那就是我根本无须特别打算，只要有耐心，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拥有更高尚和更优美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尼采五岁丧父。

尼采感激并崇拜他的父亲——其父曾是四位公主的教师：汉诺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泰莱莎公主。她们都是德国最显贵的女人，当然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忠于王朝的人。

尼采的“哲学”几乎嘲讽了从“贱氓”到学者到诗人的世上的一切人们，包括上帝，而唯独对于世上的皇族和王权现象讳莫如深。

尼采的祖先是波兰贵族。

但他对此出身并不完全满意。

尼采如是说：“当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兰人自己也会常把我当作波兰人时，当我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看作德国人时，我就感到好像我是属于那些只有一点点德国人味道的人。”

但他强调：“一方面，我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良的欧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许我比现代德国人——即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为像德国人。”

但他强调：“不过，我的母亲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的祖母也是一样，她曾与歌德周围的人有过亲密的接触，经常出现在青年歌德日记里的‘爱莫琴’即是她。”

毫无疑问，尼采纵然不是一个血统论者，也是极其看重出身、门第和血统的人。

故尼采认为：“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看不见的污秽，这种看不见的污秽可能是卑劣血统的结果。”

故尼采的“哲学”，充满了对有着“卑劣血统”的人，即“贱氓”们的鄙视。“贱氓”在尼采的“哲学”里，正是按“成分论”划分的人群，而非从其他意义上划分的人群。

尼采的成长备受呵护与关爱——他身旁一直围绕着唯恐他受了委屈的女人：母亲、祖母、两个姑姑和妹妹，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对于一个丧父的男孩，那些女人们的呵护和关爱是多么无微不至多么甜腻可想而知。

这是尼采成年后反感女性的第一个心理原因。

一种餍足后的反感。

尼采有过两次恋情，失败后终身未婚。

第二位女性“外表看起来可爱又有教养”。

没有结成婚姻的原因，从尼采这方面讲是“她企图将一位思想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

后来婚姻对尼采遂成为不太可能之事——因为他已开始多少被人认为“精神有问题”。而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

尼采的反宗教，确切地说反“上帝”心理，乃因他曾在大学修习过神学。不少与他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恰恰是在真正系统化地接受过神学教诲而后来成为宗教文化的批判者的，比如曾是神学院学生的俄国的别林斯基。过分赞扬尼采否定“上帝”的勇气是夸大其词的。因为“上帝”于此之前差不多已经在世人心中“死了”，因为人类的历史已演进到了“上帝”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尼采是有教养的。他几乎能与周围任何人彬彬有礼地相处。当然，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一个“贱氓”。尼采是有才华的，他在古典语言学和文学见解方面的水平堪称一流。尼采的爱好是绝对优雅的——音乐和诗，而且品位极高，而且几乎成为他的头脑进行思想之余的精神依赖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