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8/10页）

尼采的浪漫式激情是“个人主义”的，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却有着“集体主义”的性质……

第二阶段：能动性退缩时期。由于“改良”民众力有不逮，“改良”国家又如纸上空谈，甚至进而变为清谈，最后仅仅变为一种连自己也相互厌烦的习气。于是明智地退缩回对自己具有“根据地”性质的领域，亦即“生长”于来自于的领域。

这当然只能退缩到文学、文化或所谓“学界”的领域。他们（某些知识分子）于是又恢复了如鱼得水的自信。

那时他们的口头禅是“话语权”。它并不是一种法律所要赋予人并保证于人的“话语”的正当权利。对于社会大众是否享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所要争夺到的是以他们的话语为神圣话语的特权“制高点”。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同类某时缺少连当局亦有的宽容，经常显得粗暴，心理阴暗而又刁又痞。并且每每对同类使用“诛心战术”的伎俩，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锤”砸出一个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新世界。

红卫兵认为自己是仅次于“最高统帅”的新权威，声称要“千钧霹雳开新宇”。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股“罡风”，要将他以前的人类思想吹个一干二净。

红卫兵形容自己是“东风”，要“万里东风扫残云”。

是的，他们既像尼采般自大，也像红卫兵般狂傲。甚而，有点儿像盖世太保。他们取代的野心退缩了一下，立刻又在如鱼得水的良好感觉之下膨胀起来。

他们的一个特征是，几乎从不进行原创文本的实践。因为以此方式争夺到他们的“话语权”未免太辛苦，而且缓慢。他们也根本不愿潜心于任何理论的钻研，因为他们所要的并非是什么理论的成果。他们看去似乎是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所谓批评一向充满攻击性的恶意。他们有时也为了需要“大树特树”他们眼里的“样板”。但是被他们所“树”者或已经死了，或已经沉寂。这时他们的姿态就如“最高的高人”指认出某些仅次于他们但高于众人的“高人”。对死者他们显出活着的沾沾自喜的优胜；对沉寂者他们显出“拯救”的意味。

他们的无论什么体裁的文本中，字里行间跳跃着尼采文本的自恋自赏式的主观妄想，有些文字，简直令人觉得就是从尼采文体中“偷”来的。“偷”来的自高自大，“偷”来的浮躁激情，“偷”来的浅薄“深刻”以及“偷”来的极为表演的“孤独”……

那是饱食了“尼采面包”而从他们精神的“胃”里嗝出的消化不良的思想嗳气。

其时他们的另一口头禅便是“精英”。这一词在报刊上的出现率，与后来的“浮躁”等量齐观。它在他们的文章和语感中，浸足了“我们精英”的意识汤汁。其方式每以圈点“精英”而自成“精英”。既然已是圈点“精英”之“精英”，其“话语特权”当然天经地义至高无上。于是文化思想界的“精英”，似乎与商企界的“经理”一样多起来了。如是“精英”们中的某些，一方面表演着思想的“独立”，一方面目瞟着官场。在他们那儿，其实“最高的高人”，便是最高的高官。一受青睐，其“独立”的思想，随即官化。他们有一种相当杰出的能力，哪怕仅仅揣摸透了官思想的只言片语，便如领悟了“真传”，于是附应，且仍能特别“精英”的模样……

然而后来有一种比他们所自我想象的那一种作用更巨大的作用，便是商业时代本身的能动性。后者以同样粗暴甚至以同样刁和痞的方式，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取代什么的时候，取代没商量地取代了他们，连同他们所梦想的话语特权……

于是他们再也无处可以退缩，在最后的“根据地”萎缩了。

第三阶段——能动性萎缩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尼采弟子”们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赶快去恭迎商业时代这一位“查拉图斯特拉”，并双膝齐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两人地做出他们曾一度所不齿的最最商业的勾当，从而证明了他们与尼采精神的本质的区别。因为尼采虽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确乎是远离“商业游戏”的。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却真的开始“回归”自我，在自己的一隅精神世界里打坐修行。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原本就是具有某种精神追求标准的人。也足以证明他们先前的尼采式的社会角色，是发自内心的力图积极作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而非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的虚假姿态。他们和前一类人从来就没一样过。尽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