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选出奥古斯都，造就罗马永恒的荣耀（第12/13页）

数以千百计的罗马帝国城镇组成了繁盛的商业贸易网，各地区各城市之间通过海上航路、内陆河运、官修大道和古老商路相互联络，互通有无，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的景象实为古代所仅见。

罗马帝国的国外贸易这时也很发达。主要的外贸方向有北、东、南三面，北面由高卢等地的商旅沿莱茵、多瑙、维斯杜拉河到达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一带，或经黑海、多瑙河到东欧草原以至乌拉尔一带，以罗马工艺品换取北方的皮毛、琥珀与木材；南面则由北非沿岸和埃及商旅越过撒哈拉沙漠与非洲内陆各族进行贸易，多以铁器、玻璃、纺织品换取非洲的黄金、象牙和香料。但是，这两面的贸易比起东面来则微不足道，因为在东面的罗马商人（或者说埃及、叙利亚等行省的商人）与帕提亚、中亚、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也就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东方各地的名贵特产与高超工艺品，经水陆两路运入帝国境内，罗马无相应的“拳头产品”以作交换，遂输出大量金银。影响最大的东方产品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

当时，社会生产达到的高度水平，已在冲击落后而野蛮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经济并未呈现同步的迅速增长，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收缩。这就说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期已经到来，繁荣之中孕育着危机。它既表现在释放奴隶增多、一些奴隶被分予小块土地进行独立耕作或以交租承包方式经营主人产业等方面，还更明显地表现为隶农制非常流行。

自耕农在共和国时期指公民或自由民中的农民，并无特殊社会阶层的含义，而从共和末期到安东尼王朝时期，自耕农则专指佃农。到罗马帝国时期，佃农不仅成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劳力，而且和主人有一些隶属关系，从而形成隶农。隶农是罗马历史上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它既非奴隶，又不同于古典传统的自耕农。它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是封建农奴制的前身。

罗马帝国前两百年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文化也随之进入黄金时代。以屋大维时期的诗文并茂、罗马文化全面繁荣为楷模，罗马帝国文化形成了罗马式的古典标准。

由于在罗马帝国前两百年，它的发展已经到了顶峰，一时难以看到新的突破希望，罗马哲学总体呈现消极颓废倾向。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明显。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如新斯多葛派、怀疑论派、新柏拉图主义等占了主导地位。其中，那时最为盛行的新斯多葛派抛弃了早期斯多葛派的唯物论和进取精神，蜕化成单纯的宗教伦理思想，符合帝国奴隶主阶级享乐安闲之余侈谈人生哲理的需要，也说明高度繁荣的罗马经济使得奢侈腐化的罗马人失去了奋斗方向和动力。

新斯多葛派代表人物是尼禄的老师辛尼加和皇帝马可·奥勒留。他们俩都给罗马帝国带来过严重的负面影响。

辛尼加宣扬宿命论，认为“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牵着走”。他的哲学论述文笔甚美，惹人喜爱，但他宣扬乐天知乐、宁静淡泊的人生理想和他自己的生活实践相差很远。他贪得无厌，奢侈腐化。尼禄当政初年，辛尼加辅佐政事，权势很大。但在尼禄面前，他阿谀奉承、以权谋私，退隐后又参与刺杀尼禄，最终被勒令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尼禄的荒淫残暴与辛尼加传授的哲学思想有着极大关系。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是最后一位新斯多葛派的代表。他著有《沉思录》12卷，漫谈人生哲理，诸如命运、美德、善恶、人神之际等。在宿命论主导思想下，他有浓厚的悲观消极色彩。他认为，人生好似一团烟雾，万物始基于神而又复归于神，而所谓善无非是与神意的和谐，即人内心之自我和谐，因此追求内心宁静、皈依自然是哲理的最高准则。作为皇帝，马可·奥勒留抱有这种思想，说明罗马帝国当时已经失去了奋斗方向，已经由鼎盛走向衰落。事实上，马可·奥勒留当皇帝期间，罗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马可·奥勒留消极的哲学思想导致他不是积极奋战，去解决危机，而是采取“以蛮治蛮”策略，想通过他人的手化解危机。这显然是充满幻想的，是行不通的。

当然，除了消极哲学，罗马帝国也有积极哲学，代表就是卢西安的无神论与唯物论。  

卢西安游历甚广，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意大利、高卢、埃及皆属游踪所及，思想也博通豁达，著述甚丰。对当时社会问题和思想流派，卢西安皆取批判态度，被誉为古代的新闻记者和时事评论家。他指责当时形形色色的哲学家都在撒谎，对宗教、神灵崇拜也斥为谎言或欺世之行，甚至认为宗教是人的编造。卢西安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当时的社会制度，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最坏的“灰铅时代”，一些人富得出奇，骄奢淫逸，另一些人却死于饥饿，因而需要把所有财富拿来共同使用。卢西安哲学大多反映的是下层贫苦大众的夙愿，对当时罗马政治的影响方面，尚不及马可·奥勒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