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七分政治”的具体实施（第6/11页）

不过，国民党方面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似也不应予以过高估计，从总体上看，所谓“七分政治”其实远远未能达到超越于军事之上的效果，在国民党政治理念、统治方式、统治基础不可能根本改变的背景下，其推出的许多措施实际效果有限。当时江西金溪县长朱琛上书蒋介石谈道：“处处离开民众，任何良法适得其反。故保甲造成土劣集团，保卫团成为地痞渊薮，建筑堡垒，徒劳民财，演成政府求治之心益切，而人民所受之痛苦则日深。其原因均为政烦赋重，处处予贪污土劣剥削之机会，故欲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也。”[138]这一议论确非虚言。当国民党军实行普遍的动员贯彻其全面战争计划时，对民众的压力也在加大。

第五次“围剿”中，由于碉堡、公路的大规模修筑及军队的增加，民众的劳役和供给压力较之前几次继续增加。当时有报告谈到修筑碉堡的费用：“只以取沙而论，其工料每堡需千六七百元，每碉需七八百元。假定赣属沿江构筑百座，堡占三分之一，碉占三分之二，预算不下十万元。”[139]“金溪县建筑堡垒五，碉堡八，共费万元以上。”[140]更成问题的是，军队和官员借修碉堡盘剥民众，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各部队修筑碉堡与工事，各种器具，多系借自民间，损坏既无赔偿，移防辄多携去。且士兵亲往民家搜借，更难保无违反纪律行为，影响军民恶感甚大。”[141]有些部队“甚至将避逃堡内之民众，悉数赶出堡外，以致流为匪用”。[142]而一些地方官员则把构筑碉堡当作聚敛手段，江西萍乡北一区区长为建筑碉堡，“于地方筹集洋二万余元”，挪用寺庙“砖木值洋约五百元并不给价”。[143]莲花县“建筑公路，各区各保，咸以摊派方式担任，不第工资无着，且须自备伙食……此外如派筑碉堡（闻派筑碉堡亦不供食不给资且砖石亦系按人摊派送去）架设电话，与服役于军队之运输，一般壮年男女劳役几无暇日”。[144]

从收揽民心出发，第五次“围剿”期间，蒋对土豪劣绅不无抑制之意，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基层控制力薄弱，乡村治理重心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士绅，蒋介石本人对乡绅和土地问题处理又首鼠两端，既不想失去士绅的支持，又想讨好民众，他在日记中说得很明白：“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145]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员对乡绅常常是投鼠忌器，涉及乡绅案件，“地方县政，往往迁延顾忌，久不处理，以致民众感受痛苦，来部指控者，纷至沓来”。[146]而在收复地区土地处理这样关乎利益取向的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也经常倾向乡绅，认为该事项“端赖地方士绅相助”，并制定《敦促各县士绅回县参加清乡善后工作办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劝导各地士绅从速回乡，共襄要政”。[147]对此，曾有人明确指出：“各县乡村受共产党‘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之宣传，民众对一般绅士，已无信仰，或且憎恶，现又加以劣绅回乡工作，益增人民仇恨，殊失政府招回公正士绅之德意，而公正士绅益将裹足不前，乡村政治更不堪闻问矣。”[148]由于乡绅本为强势一方，两头讨好的结果事实上仍然是对乡绅的纵容。

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军纪虽有改善，但违犯军纪、侵害百姓的事件仍时有发生。1933年8月，到江西调查的地政调查人员遇到民众诉说：“第六师士兵强行贱买谷米，只付一元要挪一石，欲阻不得，反被恶骂毒殴。”[149]12月，国民党军第十二师通令全师指出：“近日以来，纪律废弛，日甚一日，如各部采买，藉口纸币不能换散，强压购买，或以地方匪化心理，擅取民物，不给代价，更有兵到之地，翻箱倒箧，形同洗劫！以致民怨沸腾，军誉扫地。”[150]强买强卖仍是痼疾。军队拉夫也不能完全禁绝，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康泽报告，江西余江一带驻军“每于开拔时，无论民夫递步哨，不分皂白，一律拉用，甚至哨丁携带公文，中途相遇，均遭强迫拉去，并有凶殴情事”。[151]占用民房更是司空见惯：“士兵所驻之房屋，多半是人民住定之内室，责令空出一部分。其厅堂及厨房既归士兵占有，房东不得自由。彼去此来，继续无间，人民住宅几成兵站。至于借用日常需要器具，任意损坏或遗失，毫不负责，犹其余事。”[152]直到“围剿”末期，扰民现象始终不绝，陈诚在家书中写道：“各部军风纪亦不甚好，如第四、第八十八师到处杀牛杀鸡、挖蕃薯花生等等，人民被扰情形亦可想见。”[153]第十师攻占瑞金当天，就有官兵拒不听令，“违令下乡，而且短给物价”。[154]军队建设的种种问题，蒋介石历历在目，日记中有清楚展现：“上午由南昌来抚州，沿途见军队之污秽，与人民之痛苦，伤心自罪，不知所止。”[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