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6/8页）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1922年以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通过这扇门户，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自由党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以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向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面包与竞技——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终结前最后一站，在此之后不再有罗马，不再有英格兰，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只有一种宗教——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俄罗斯总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性体现于神秘真理的意义：神义论和神正论，而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或俾斯麦亲王那种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正确。戈尔查科夫可以自诩与梯也尔和俾斯麦相匹敌，因为他的主子是彼得（欧洲人和敌基督）的继承人；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却没有任何交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口衔天宪的神谕传达人，对方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但不要妄想破坏神谕的完整性或是对其讨价还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如果这种行为模式还能称之为“外交”的话）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冗长的自说自话纪录，而后继之以残暴的镇压（如果对方是弱者）或坚定的对抗（如果对方是强者）。这些被欧洲同行视为外交官的人，其实是“内交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从法理和教义上讲，苏联也并不自认为国家），而是为了论证神义，以便通过莫斯科祭司团体的严酷考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苏维埃外交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统治成本而设计的荒谬举措。但不要忘记苏维埃俄罗斯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对比一下黎塞留的原则：国家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除了现世利益以外无所追求），她甚至不是国家（根据斯宾格勒的定义，就是有形态的权力），而是反权力（无形态的权力），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伪装成国家，以便完成其毁灭一切国家的先在使命。在英国国教徒-经验主义者或清教徒-个人主义者眼中，这种看不见的使命纯属走火入魔，而且具有权能哲学的偶像崇拜性质。但在俄罗斯正教徒的前理解中，帝都的遗嘱就是俄罗斯的存在理由。他们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是敌基督的走卒，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却毫不困难。自然，根据任何欧洲标准，这两种敌对而同构的逻辑都属于精神分裂的范畴。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28]。然后，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如是周而复始。帝国核心大俄罗斯承受最大牺牲，统治各加盟共和国，而后是各卫星国，而后是各友好国家，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不可避免，核心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日，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唯一的意外是：卸妆后的俄罗斯没有（像她的精英设想的那样）回归欧洲，而是（更加自然地）回归拜占庭——不是查士丁尼的拜占庭，而是小安德洛尼库斯的第二个拜占庭：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被欧洲遗弃、被异教徒包围。“亚历山大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爷爷没有留下可供我丧失的疆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