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第13/14页）

摩洛哥《国民报》希望，美国黑人以后再也不会因歧视而伤心。该王国曾作为非洲最大的黑奴贩子和第二大奴隶贩子，对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最有发言权。革命的阿尔及尔人曾作为非洲最大的奴隶贩子和白奴贩子、美国海员的抢劫者和奴隶主，不会忘记在殖民主义强制下废除奴隶制的国耻，他们在苏联的资助下，原本瞧不起一切和平解放有色人种的途径，无论来自美国人还是非洲人。但如果我们相信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说法，甚至连他们都感动了，以致在三星期后拒绝给飞向古巴的苏联飞机加油。当然，其他人认为：正在封锁古巴的美国海军起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三星期后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在这时候帮助苏联硬闯封锁线是很容易遭到误炸的。）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父）对纳粹和苏联的反殖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长期从事无差别袭击的游击战争，赶走了自己的老朋友和老领导，不大可能像林达和龙应台那样容易感动。

1963年，海尔·塞拉西皇帝（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在亚的斯亚贝巴主持非统组织会议。他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非洲领袖资格，建立在苏美之间左右逢源的第三势力。埃塞俄比亚特别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她是唯一没有遭到帝国主义奴役的非洲文明古国。也就是说，她将奴隶制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成功地挫败了国际联盟干涉内政的企图，拒绝将废奴和入盟挂钩，最终创造了成功入盟的外交胜利。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后，单方面废除奴隶制，引起了国际联盟的调查。后者公正地宣称：该国虽然存在奴隶制，但奴隶的处境不算坏，意大利的入侵理由并不充分。现在，陛下感到：干涉美国内政乃是提高国际声望和争取更多美援的捷径，因为国务院愿意为非洲人的正面看法付出高价。伯明翰事件[245]

符合他的需要，也符合肯尼迪和国务院的需要。数千名民权活动分子抗议亚拉巴马州的顽固立场，一如既往地希望联邦政府干涉。非洲领袖的声援虽然纯属姿态，却足以引起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大使和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务卿的重视，方便肯尼迪做他早就打算做的事情：证明他比共和党更善于处理民权问题。乌干达总理奥博特积极附和皇帝，表示非洲黑人和美国黑人的自由和独立不可分割。这正是国务院想说和想听的话。不久，塞拉西皇帝派军队屠杀数万本国黑人抗议者，然后被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领导的叛军杀害。总理(奥博特)派他的军官阿明（Idi Amin Dada）屠杀本国最大部族巴干达人，然后被阿明赶走。门格斯图和阿明杀掉了更多独立的非洲人，并没有损害美国和非洲的民权事业；因为屠杀是忌惮的结果，而忌惮则是尊重的证明。相反，正如腊斯克所说：伯明翰警察放狗驱赶和摁倒示威者的照片证明，他们不尊重黑人，国际影响极为恶劣。

总统的着眼点更为远大，一切都要为推倒柏林墙服务。“我们今天向全世界承诺，改善和保护所有希望自由者的权利。我们派遣美国人去越南和西柏林，不能只派白人。”（John F. Kennedy,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Civil Rights, ”June 11,1963）盎格鲁传统意义的自由一向将天主教世界（以及本国天主教徒）排除在外。19世纪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仅限于文明世界，从来没有考虑将非欧洲民族包括在内。冷战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普世自由主义，像雅典民主一样离不开帝国主义和群众大军的支持。如果没有国家利益和全民战争的需要，纳税有产阶级没有理由为大众民主牺牲绝对财产权。肯尼迪策划的《民权法案》除保护投票权的条款以外，全都属于长期国会所谓的武断权力，每一项都扩大了行政分支的权力。司法部的常规介入使私人案件的起诉权转入国家手中，严重损害了普通法体系隔离国家和社会的藩篱，扩大了行政分支的自由裁量权。联邦资助条款开启了逆向种族歧视的滥觞，通过变相的委托立法削弱了国会的财政特权。总统演说将冷战和民权捆绑在一起，国务卿游说以国际影响为主要论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权领袖开始策划向华盛顿进军。肯尼迪政府和主要媒体事先早已得知他们的计划，经过多次沟通，传递了温和、进步和反共的期待。如果他们没有落到埃塞俄比亚示威者的下场，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宪法确实不允许肯尼迪做海尔·塞拉西皇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大方向上看，游行者本来就是肯尼迪政府的助手而非敌人。他们并不打算借助社会力量反对政府，反而指望政府更加积极地干涉，以消除社会偏见。媒体的基调是两种命运的对照：一方是自由社会改善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是专制压迫的万马齐喑。游行两天前，美国新闻处就已经部署了宣传计划。然而，最大的宣传机会来自肯尼迪本人的意外身亡。达拉斯刺杀案将肯尼迪定格为民权和进步的领袖，美化了他的“精英政府”，将他的大部分错误责任转移到约翰逊总统的头上。重案处理的平静、公开以及权力转移的坦诚、有序，和克里姆林宫的神秘、封闭形成鲜明的对照，提供了另一项有利于美国的宝贵宣传点。约翰逊政府继续推进肯尼迪的民权计划，肯尼迪本人的死亡反而降低了法案通过的难度。从后人的视角看，1964年国会和沃伦最高法院都具备三重里程碑的意义：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国家主义的转折点、美国宪制世界化的转折点。从内战到冷战，一个瑞士式的美国逐步演化成一个罗马式的美国。每一次都以黑人为直接和表面的理由，而长远和深刻的后果将会落在全世界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