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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自秦政取代周政以后，不可能存在软弱而神圣的合法政权。西欧君主或日本天皇可以维系历史传统，化身为立宪君主制的支点，但中国式朝代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不仅在于当时政治家的低能和政策失误（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存在），更在于朝代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僭主制而非君主制，依靠赤裸暴力建立，又在赤裸暴力中灭亡。不是为所欲为的霸君，就是任人宰割的孱王，其间并无中间道路。除赤裸暴力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权力和社会尊重。因此，革命和反革命都能天然吻合朝代政治，但立宪政体却是十足的另类。在中国，（黎元洪式）“软弱的合法政权”只会博得升斗小民发自内心的鄙视，一如霸君不难获致受害者的宽容、理解甚至崇拜。如果历史的确选择了什么，那么两千年秦政为我们选择的就是这种路径依赖。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以下的历史路径：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简陋的文明没有不同于私人事务的公共事务，更不知有公共财政。“人君自食其邑”是封建欧洲的通则，能否从采邑取得租赋是领主与其封臣的私人契约关系，同其他人无关。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王国或采邑的事务是国王或领主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无关。

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公认为永恒，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方发生冲突时，以战争、决斗、司法来裁决。三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司法只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决斗形式。法庭不是凌驾于冲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于冲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冲突各方常常有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余地；不同司法体系常常会为了吸引顾客——当事人而优化法律和程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法律和程序会积累为成例。这就是习惯法的自发进化史。

领主与封臣经常发生战争、决斗或诉讼。司法裁决缺乏强制力，结局往往是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战争、决斗或诉讼。因此，战争、决斗和诉讼都是封建西欧的自然状态，和平反而是特例。所以法学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声势通常仅次于教士与贵族。

当封建体系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新事务出现，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传统范围，且超过封建体系能够负担的程度时，各阶级选出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分担费用。这就是国会或等级会议。公共事务就是这样起源的，而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就是筹款。

当政府征税和用税必须经纳税者（可以是纳税各阶级或法人团体，不一定是纳税人）同意和管理时，自由或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诞生了。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它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举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那种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统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统依据，但一旦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其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