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9/13页）

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对他们如此自信的态度尤感惊异。就自然科学而言，这种自信心明显缺乏理由，就社会科学而言，则稍说得通些，但这两者显然都没有道理。物理学家们觉得留待他们的后继者去做的事已寥寥无几，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他们所表露的心境与施莱切尔一样。施莱切尔确信，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就是他推定并重建的那种语言。这种想法并非建立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因为进化论的各门学科都难以借由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而是基于对“科学方法”绝对可靠的信任。“实证”科学以客观的、已被探明的事实为研究对象，它与因果关系有坚实的联系，经得起质疑和故意更改，能推导出一致的、不变的普遍规律，因此，实证科学是阐明宇宙的万能钥匙，19世纪已经掌握了这把钥匙。不但如此，随着19世纪世界的兴起，以迷信、神学和臆测为特征的人类幼年时期已经结束，孔德实证科学理论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在方法的适当性和神学模式的永恒性两方面，要想嘲笑上述那种自信心，简直易如反掌；但是，正如某些老一代哲学家本应指出的那样，这种自信心仍有足够的力量，让人们深信不疑。既然科学家们觉得自己可以很有把握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专家们的自我肯定深信不疑的那些小思想家和小评论家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听得懂专家们所说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当专家们尚无须借助高等数学便能阐明自己的理论的时候，他们能够听懂。即使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里，他们也依然算得上是“实践者”之一，比方说是个工程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连外行人也完全读得懂。常识固然不高明，但它无论如何总让人知道，自由资本主义进步、胜利的世界，乃是可能有的最好世界，所以，再没有比借助常识来动员整个宇宙为这个世界的偏见而努力更轻松的事了。

于是，评论家、推广家和思想家，都从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从一切被“现代化”吸引的当地精英所在地被发掘出来。过去，在本国以外曾享有而且依然享有名望的杰出科学家和学者，其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他们多半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在这方面，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在欧洲处于落后地位）。而今，高水准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著作大量出现在东欧，尤其是俄国，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学术”地图的最大变化，尽管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不可能无视一批杰出的北美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吉布斯（Willard Gibbs，1839—1903）。但是，不能否认，到了1875年，出自喀山和基辅各大学的著作，比出自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著作更为引人注目。

但是，地理分布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逐渐主导学术界的事实，即德国人的主宰地位，为他们撑腰的有大量使用德语的大学（其中包括瑞士、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多数大学），还有德国文化在斯堪的纳维亚、东欧、东南欧的强大吸引力。除了在拉丁世界和英国，德国的大学模式已被普遍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被拉丁世界和英国所接受。德国的主宰地位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在这个时期，新创刊的德语科学期刊，超过了法语和英语同类期刊的总和。德国人除了在化学，大概还有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外，他们在品质方面似乎并未取得明显的超高成就。因为（与19世纪早期不同），这个时期并没有一种德国特有的自然哲学。与此同时，大概由于民族主义的驱使，法国人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除了少数声誉颇高的科学家之外，法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不过，法国的数学不在此列）。德国人并不固守自己的风格。德国人自己的风格在后来的20世纪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科学进入理论化和系统化阶段之前，德国风格并未独领风骚，理论化和系统化非常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尽管原因不明。无论如何，基础相当薄弱的英国自然科学，陆续产生出汤普森和达尔文这样名闻遐迩的大科学家。英国科学被公认为是得益于由专家、外行的市民乃至手工艺工人所组成的公众论坛。

除了学术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之外，德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未拥有上述那种主导地位。回顾以往，重要的经济学分析著作虽然产生于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但此后英国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却名列前茅。（哈布斯堡王朝在某种意义上是德国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在智力发展史上走的却是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不值一提的社会学最初与法国和英国密不可分，接着则在拉丁世界继续发展。在人类学方面，由于英国人遍布全球，因而在这个领域里占了不少便宜。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桥梁的“进化论”，它的重心在英国。事实是，社会科学反映了古典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预想和问题，德国不存在这些东西，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纳入俾斯麦的贵族和官僚框架中了。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是在英国进行研究和写作，他的具体分析框架出自非德国的经济学，其著作的事实基础来自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虽属“古典”，但当时已不再遭到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