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12/13页）

从本国迷惘的无产者中发展信徒，争取异教徒改宗，在这方面，这个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没有取得显著成就，而在国外对立世界的宗教信徒中，传教士的成绩更差。在1871—1877年间，单是英国就为派遣传教士花费了800万英镑[17] ，与这笔不算小的费用相比，成果显得十分可怜。在唯一取得迅速发展的宗教——伊斯兰教——面前，基督教的所有教派都不是其真正的对手。在没有传教士组织、没有金钱和强大势力支持的条件下，伊斯兰教在非洲内陆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传播。无疑，它之所以能如此，不仅因为它所宣扬的平等主义帮了它，而且也因为伊斯兰教信徒自认为其价值观比欧洲征服者高明。任何传教士都无法在穆斯林中间引起注意。他们在非伊斯兰教人口中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因为他们缺乏一种主要武器，即基督教远征，实际上也就是殖民征服。他们至少需要让当地的统治者们正式皈依基督教，进而由这些统治者把他们的臣民也拉进基督教。这种情况曾发生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在1869年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岛屿。尽管当地政府缺乏热情，基督教在印度南部还是略有进展（尤其在种姓阶级制度的下层当中）。在印度支那，基督教也因法国的征服而有所进展；但基督教在非洲未取得多大成绩，直到帝国主义者大量增加传教士人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教传教士约为3000，到1900年增加到1.8万），并在投入“救世主”的精神力量后又投入大量物质力量，局面才有所改观。[18] 其实，在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传教士的努力可能丧失了某些推动力。在19世纪中晚期，天主教在非洲先后开设的传教中心，其数量如下：19世纪40年代6个；50—80年代，每10年平均3或4个；80年代14个；90年代17个。[19] 基督教只有在被当地宗教吸收进而变成一种具有“本土”特征的混合型宗教时，才会显出某些威力。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见第七章）远非这种现象中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然而，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反击世俗化发展的迹象。新教中这种迹象不多，因为，由于一些新兴非官方派别的组成和扩大，新教在1848年之前所拥有的与天主教相似的势力已遭到削弱，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黑人。在法国，对卢德（Lourdes）圣地的奇迹崇拜（肇始于1858年一位牧羊女的幻觉）以极快的速度扩展，最初也许是自发传播，但显然很快就得到教会的支持。到了1875年，卢德教派已在比利时开设了分部。反教会运动反而激起了信徒的传教活动，大大增强了教会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乡村人口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但没有神父，直到1860年，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依旧都住在城里。教会为与官方的反教会行动相对抗，遂在乡村里大量吸收教徒，或把已经脱教的人重新拉入教门。从某种意义上说，面临世俗化改革威胁的教会，如同它在16世纪所做的那样，以反改革进行反击。此时的天主教会变得毫不妥协，实行教皇集权统治，拒绝与进步和工业化以及自由主义等力量作任何迁就。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天主教已成为一支比以往更可怕的力量，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把自己的许多地盘让给了对手。

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宗教主要依靠对自由时代进行抗拒或与西方进行较量的传统主义。那些诉诸半同化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加以“自由化”的尝试（如同19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犹太教改革），遭到了正统派的厌恶和不可知论者的蔑视。此时的传统势力依然占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因对抗“进步”和欧洲的扩张而更加强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日本竟然创立了一种新的国教——神道教，这种宗教取材于传统观念，主要用来对付欧洲（见第八章）。第三世界主张西化的人士和革命者不久也懂得：作为政治家，在群众中获得成功的捷径是设法扮演佛教大德或印度教圣人的角色，至少也应该设法拥有他们的威望。然而，虽然这个时期坦率宣称自己不信教的人依然较少（至少占欧洲人口一半的妇女几乎没有受到不可知论的影响），但他们却主宰着基本上已经世俗化的世界。宗教所能做的，便是退到其宽阔而坚固的堡垒当中，准备对付长期的围困。

[1] Francis Darwin and A. Seward (eds.), 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1903), 11, p.34.

[2] Cited in Engelsing, op. cit., p.361.

[3] Anthropological Review, IV (1866), p.115.

[4] P. Benaerts et. al., Nationalité et Nationalisme (Paris 1968), p.623.

[5] Karl Marx, Capital, I, postscript to second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