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9/12页）

因而分野便贯穿在正在快速形成的“工人阶级”之中。它将“工人”与“穷人”分开，或换个说法，将“受人尊重的人”与“受人蔑视的人”分开，用政治术语来说（见第六章），就是将诸如“聪慧的工匠”（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非常乐于支持他们）与危险的、衣衫褴褛的大众区别开来。中产阶级决心将大众排斥在外。

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阶级词汇中，没有一个比“受人尊重”（respectability）一词更难分析，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中产阶级渗透进来的价值观以及冷静、牺牲、不轻言满足的态度，少了这种态度，工人阶级的觉悟便无从谈起，集体斗争运动也无从进行。假如工人运动显然是革命的，或至少是与中产阶级世界分道扬镳的（如同1848年以前那样，第二国际时代也是如此），那么分野就十分明显了。但是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个人改善与集体提升的界线，模仿中产阶级与好像是用自己的武器挫败中产阶级的界线，经常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那么容易区分。我们该将威廉·马克洛夫特（William Marcroft，1822—1894）置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很容易把他描绘成斯迈尔斯所倡导的自助典范。他是农村女佣与纺织工的私生子，完全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从奥尔丹纺织厂工人爬到机械工程厂的工头，1861年当了牙医，开设个人诊所，死时留下1.5万英镑遗产，这显然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财产。他终身是激进的自由党人，终身主张自我克制。然而，他在历史上的区区地位，是由于他同样终身热情推崇合作生产（即借由自助的社会主义），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与他相反，威廉·艾伦（William Allan，1813—1874）则毫无疑问坚信阶级斗争，而且，用他讣文中的话说，“在社会问题上，他倾向于欧文提倡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这位激进工人是从1848年前的革命大学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工程师联合工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新形态”技术工人工会中最伟大的组织——的领导人，以谨慎、温和以及高效率著称；他既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忠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向任何形式的政治恫吓或欺骗屈服”。[31]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能干、聪敏的工人，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既是拥护中产阶级社会控制和工业纪律的支柱，又是工人集体自卫的最积极干部。他们之所以支持中产阶级，是因为一个稳定、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需要他们，也向他们提供了少许改善的前景，而且这个资本主义现在无论如何已不可避免，它看来不再是昙花一现。反之，伟大的革命与其说是更大变革的头期款，不如说是过去时代的尾款。充其量它只能留下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记忆，而最坏也不过是证明前进的道路上并无捷径可言。他们同时也是工人的干部，因为工人阶级知道，单单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并不能赋予他们权利，不能为他们带来他们的所需，他们得组织起来，得斗争。美国可能是个例外。这个国家看来已向穷人做出保证：穷人有条摆脱穷困的道路；已向工人保证：工人有扇走出工人阶级的大门；也向每个公民保证：他们可取得与其他任何人平等的权利。英国的“工人贵族”是英国特有的社会阶层，他们包括独立的小工厂主以及商店老板，也包括白领工人和低层官僚组成的下中阶级，但前者的重要性不如后者。英国的“工人贵族”帮助自由党发展成对广大群众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政党。与此同时，它又是异常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核心。在德国，即使最“受人尊重”的工人也被打入无产阶级队伍，与资产阶级隔着一道鸿沟。德国有个“自我提升”协会（Bildungsvereine），在1863年时有1000名会员，到1872年，单是巴伐利亚就有不下2000人。19世纪60年代进入“自我提升”协会的人，很快便能摆脱这些组织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由于反复灌输的结果，他们尚未完全摆脱。[32] 他们即将成为新社会民主运动的干部，特别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然而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工人，“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自己，并且因为他们将自我尊重的好、坏两面全部带进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政党里去。只有在革命有理、唯革命方能解决贫苦劳工大众境况的地方，或在劳工大众的主要政治传统仍是造反和争取建立革命社会共和国的地方——如法国——“尊重”才是比较次要的因素，或者说“尊重”只存在于中产阶级以及希望被认作中产阶级的人群之中。

工人阶级当中的其他人又怎么样呢？虽然对他们的探讨比对“受人尊重”的工人的探讨多得多（但对这一代人的探讨明显少于1848年以前和1880年以后），但我们对他们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贫穷邋遢。他们不公开发表言论，那些组织、工会干部（不论有无政治背景）也很少提及他们，只有需要他们支持时，才不惜屈尊垂询。甚至特别为“不值得尊重”的穷人组织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也无法发挥免费街头演出（有制服，有乐队，有动听的圣歌）和募捐之外的功能。事实上，对许多非技术工人，或谓出力出汗的工人来说，那些在劳工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组织是与他们无缘的。在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他们可能被吸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笔下的伦敦小贩都是宪章派。大革命也可将受压迫最深、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鼓动起来（也许只是短暂的）。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妓女便积极支持公社。然而，资产阶级胜利的时代肯定不是革命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群众运动的时代。巴枯宁认为，这样的时代可将积郁在无产阶级边缘人胸中至少是潜在的革命精神慢慢煽动起来。他的这项假设没有什么大错，但他说这些人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基础，就大错特错了。在巴黎公社期间，穷人中的散兵游勇虽然也支持公社，但公社的积极分子仍是技术工人和手工艺人；而站在穷人最边缘的那部分人——青少年——在公社运动中所占比例极小。成年人，特别是记得1848年历史的人，不管他们的记忆如何模糊，都是1871年的杰出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