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败者（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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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政策失败了。埃及很快便被置于征服者的直接统治之下，而中国只是一个难以救药、处于挣扎之中的庞大帝国。由于政权当局及其统治者采取依靠西方的政策，所以这两国的改革主义者不可能成功。改革成功必须有个前提：革命。然而，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

因而，今天称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地区，当时只能听任西方摆布，成了无可奈何的牺牲品。但是这些国家是否也从臣服西方中获得一些好处呢？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落后国家认为它们得到了一些好处。西化是唯一出路，如果西化不仅意味着向西方学习，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同时也意味着同意与西方结盟以对付当地的传统势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在日后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竭力推崇“现代化”的人士，如果我们把他们单纯视为叛国者和外来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就错了。他们也许只是认为外国人除了无法战胜之外，还可以帮助他们摧毁传统势力的堡垒，从而使他们创建一个有能力对抗西方的社会。19世纪60年代的墨西哥精英都是亲西方的，因为精英们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完全绝望。[8] 西方革命家也支持这种观点。马克思本人对1846—1848年美国战胜墨西哥一事表示欢迎，因为这将使历史进步，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即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他在1853年发表了有关英国之印度“使命”的看法，其中的观点也很相似。他认为英国的“使命”是“在印度消灭古老的亚洲社会，为建立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确实，他相信：

在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无法从不列颠资产阶级为他们播下的新社会种子中采收到果实的。

不过马克思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对其他国家的征服是积极的、进步的，尽管资产阶级已将世界各族人民带进“充满鲜血和尘土的……悲惨屈辱之中”。

不论这些国家的最终前景如何（现代历史学家对此不像19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那般乐观），西方征服活动在当时产生的最明显结果是“失去（整个）……旧世界而未产生一个新世界”，使“印度人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蒙上一层特殊的悲惨色彩”，[9] 其他受西方侵害的人民也是如此。受害国家究竟从西方获得什么，这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即使睁大眼睛也很难看得出来，而失去的东西却是太明显了。在积极层面上，西方带来的东西包括轮船、火车、电报、一小群西方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以及比这一小群人数更少的当地地主和商人。地主和商人控制了出口，掌握外国贷款，就像拉丁美洲的大农场主或种植园主那样；或是成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中介商，就像印度孟买的祅教（Parsi）百万富翁。此外还有交流——包括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有些条件合适的地方还发展出口商品，当然规模还不太大。还有（这点值得商榷）在殖民主义直接统治下，有些地区开始以秩序代替动乱、以安全代替危机。然而，只有生性乐观之人才会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征服活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超过消极作用。

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最明显的区别，那时是，现在仍然是贫穷与富裕之分。在先进国家当然也有穷人饿死，只是19世纪当时认为饿死的人不很多，比如说，英国平均一年饿死500人；然而印度死于饥饿的人数却以数百万计——1865—1866年，奥里萨邦（Orissa）因饥荒死去的人数占该邦总人口的1/10；1868—1870年，拉杰普塔纳（Rajputana）死去了1/4到1/3的人；1876—1878年，本已灾难深重的印度又发生了19世纪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马德拉斯死了35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的15%），迈索尔（Mysore）也饿死10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20%）。[10] 中国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饥荒多半与其他灾难有关，但1849年的饥荒据说有1400万人死亡；1854—1864这10年间，另有2000万人死去。[11] 爪哇的部分地区在1848—1850年的严重饥荒中被毁。从19世纪60年代下半叶到19世纪70年代初，东起印度，西到西班牙的整个地带，饥荒频仍。[12]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人口在1861—1872年间下降20%。[13] 波斯总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估计有600万—700万，但在1871—1873年的大饥荒中，死去将近150万—200万。[14] 至于这种情况与19世纪上半叶相比是更糟还是差不多，就很难估计，但对印度和中国而言，可能是变本加厉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处境与同一时期先进国家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