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5/10页）

所有官方教会实际上都是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尤其如此，因此，它自然成为坚决与不断高涨的自由浪潮作对的阵地。1864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 ）中，明确提出他的观点。此汇编谴责了80条错误，宣称它们都是不可饶恕的，其中包括“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否认上帝创造人类及世界）、“理性主义”（使用与上帝无关的推理）、“温和的理性主义”（拒绝基督教对科学和哲学的监督作用）、“信仰无差别论”（indifferentism，因为它主张自由选择宗教或者不信宗教）、世俗教育、政教分离，并对下述观点（第80条）进行总批判：“罗马教皇可以并应当与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协调一致。”于是，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界线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教权与反教权之间的主要界线，后者在天主教国家主要是指公开表示不信教之人，也包括信奉国教之外的小宗教或独立宗教者（英国最为明显，见第十四章）。（一般而言，国教属于少数宗教的情况是异常的。荷兰天主教徒可能就是站在自由党那边反对居主导地位的加尔文教徒。德国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参加俾斯麦帝国的基督教右派，也不可能参加自由党左派，遂于19世纪70年代组成一个特殊的“中央党”。）

这个时期在“阶级”政治方面的新产物，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开始成为立宪政治舞台上的一股力量。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在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即在占欧洲人口1/3的地区）的明显衰落（在欧洲大陆，大约有不到1/3的人口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尚无法发挥这类作用的政府统治之下）。定期刊物的发展情况——除了英、美之外，定期刊物几乎仍全是以资产阶级为读者——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1862—1873年间，在奥地利（不含匈牙利），定期刊物的数目从345种增加到866种。而定期刊物的宣传内容对1848年前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来说，并没有什么不熟悉之处。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权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不可能实行现代政治或其他任何群众政治，其实，中产阶级的生力军往往可以取代他们声称要代表的真正的“人民”。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选举中，分别有37.5%和44%的选民资格是得自他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但这是极其个别的例子。即使在普鲁士，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63年的选举，自由党虽然获胜，但情况并不令人难忘。在那次选举中，选民资格已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如此，只有2/3的选民才会不厌其烦地到城里去投票，结果是自由主义者获得67%的选票，实际上只代表25%的选民。[4] 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在这些选举权受到限制、选民反应冷淡的国家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除了说明这个选举结果只能代表那些体面的自由市民的观点外，难道还能说明其他问题吗？

在普鲁士，至少俾斯麦就认为选举结果无法说明其他问题。因而他只管统治，不与议会商量，从而简单地解决了自由党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本质冲突（双方曾在1862年的军队改革方案中发生冲突）。由于支持自由党的人，除资产阶级以外再无他人，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也不愿动员任何真正的力量（无论是武装的还是政治的），因此任何有关1640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或者1789年三级会议的说法，也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在一些落后国家，自由党人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仍极具实力。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自由党地主，他们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实际上超过了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存在着已经声明代表自由党利益的官员。这种情况只在几个自由党执政的国家出现过。）俾斯麦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都动员起来，才可能爆发真正的革命；同时也因为商人和教授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动去设置路障。但这并未妨碍俾斯麦实施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纲领，只要这些纲领能与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君主国的政治实情相配合，即地主贵族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实情。他不希望迫使自由党人和广大群众结成令人失望的联盟。总之，资产阶级的纲领显然是当代欧洲国家必然要经历的发展程序，或者说，这至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诚如我们所知，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多数自由资产阶级接受了俾斯麦提出的“纲领减去政治权力”的方案——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并于1866年改称为国家自由党。该党在本书所述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成了俾斯麦在国内玩弄政治花招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