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6/9页）

激进的下层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满足的技术工匠、小店主等等，甚至农民，他们的代言人和领导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他们构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少有别的政治选择。他们一般是站在民主的左派那边。德意志的左派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因为这些激进主义者在1848年后期到1849年前期，曾在许多地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尽管到那时为止，激进主义者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大城市中，因为大城市已经被反革命者所占领。在法国，1849年激进的民主派获得了200万张选票，与其相比，君主派获得了300万张，温和主义者获得了80万张。知识分子充当激进派的活动家，尽管也许只有在维也纳才有学生的“学术团”（Academic Legion）形成实际的战斗突击队。把1848年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在多半发生于较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表现来得突出。在那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里面，中产阶层的主体就是由受过教育和识字的人——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新闻记者、教师、官员所构成。然而，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仍占有突出地位：例如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赫尔韦格（Herwegh）和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他是马克思《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编辑部的编辑］、法国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温和主义者拉马丁（Lamartine）；大学学术人员，多数集中在德意志（主要持温和主义立场。法国的教师们，尽管怀疑政府，但在七月王朝统治时仍保持沉默，在1848年则向“秩序党”靠拢）；医务人员，例如普鲁士的C.G.雅各比（C.G.Jacoby，1804—1851）、奥地利的阿道夫·菲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科学家，例如法国的F.V.拉斯帕伊（F.V.Raspail，1794—1878）；此外还有大批新闻记者和出版业者，其中科苏特在当时最有名，马克思则被认为是作用最大的。

就个人而言，这类人物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一员，或作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却无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小人物们”的激进主义，表现在要求制定“一部民主的国家宪法，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并把他们的大多数选票投给了这派的代表或其农民同盟者。他们也支持民主的地方政府，因为民主的地方政府愿意让他们掌管市政财产并担任当时被官僚们把持的许多官职”[7] 。他们这样做是发自真心的，即使因此发生的世俗危机会使他们痛苦不堪，因为世俗危机一方面威胁着工匠师傅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会导致暂时的经济萧条。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并非根深蒂固。它们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在1848年以前没有能力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足够的职位。当时，这些人的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而他们的低微报酬则与他们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1848年的激进学生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境况如何呢？他们在欧洲大陆树立了为人熟知也广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尚未“安身定业”之前，资产阶级的子弟们便在政治上和性生活上放荡不羁。而此时已有许多职位可以安置他们，尤其是在旧贵族已退出政治舞台，商业资产阶级转向金钱追逐之后，遂出现越来越广阔的职业领域，提供给那些具有文化资历的人。1842年，法国公立高中的老师仍有10%来自“显贵阶级”，然而到了1877年，已经没有一个来自该阶层。1868年法国培养出的中学毕业生并不比19世纪30年代多，但他们之中却有更多人可以进入银行界、商业圈以及广受欢迎的新闻界，并在1870年后当上了职业政治家。[8]

此外，当面临着红色威胁时，甚至那些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退却到只敢发表言论，在对“人民”的真心同情和对金钱财产的欲望之间举棋不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他们并未改变立场。他们只是动摇，虽然离右翼不远。

至于劳动贫民，他们缺少组织，欠成熟，缺乏领导，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机遇，所以并未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使社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真实逼人，然而他们却异常软弱，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势力无与伦比而且颇富战斗力，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是饥饿群众，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大城市，特别是首都。这也使人看不到他们潜在的一些重要弱点：首先，他们为数不多——他们甚至在城市中也不总是多数，而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还只是少数——其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成熟。他们当中最具政治意识和最积极的阶层，是前工业时期的工匠（artisan，在当时的英国指职业雇工、技术工匠、非机械化作坊中的熟练工人等等）。他们被卷入社会革命之中，然而即使连法国雅各宾—无套裤汉（Jacobin-Sansculotte）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了德意志，他们的整体目标也明显温和许多，就像共产主义出版家博恩在柏林所发现的那样。城市中的穷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除了英国之外的工业和矿业无产者，就整体而言，还不具有任何完善的政治意识。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带，及至第二共和国临终之际，甚至连共和主义都没有多大的进展。1848年的里尔（Lille）和鲁贝（Roubaix），正一心一意地忙于处理它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那里掀起的骚动不是反对国王和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更饥饿的比利时移民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