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第8/8页）

领导或合作的情形相当少见。1834—1835年的“总工会”，野心勃勃地企图将运动转变成组织，但却可悲又迅速地失败了。最好的情形——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便是地方劳工群体的自发团结，那些如同里昂丝绸工人的劳动贫民，愿意为了生存奋战到死。使劳工运动凝聚的力量是饥饿、悲惨、仇恨和希望，而使其招致失败的因素，则是组织的缺乏和未臻成熟。众多穷人的饥饿和绝望，足以使他们奋起抗争，但组织的缺乏和未臻成熟，则使他们的起义沦为社会秩序的暂时危机。英国的宪章运动如此，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亦然。在1848年之前，劳动贫民运动尚未发展出等同于1789—1794年革命中产阶级雅各宾主义那样的东西。

[1] 1855年，典当给利物浦当铺老板的所有物品中，有60%价值在5先令以下，27%在2先令6便士以下。

[2] 这种厌恶并不适用于啤酒、葡萄酒或已成为人们日常惯用饮食的其他饮料。这种运动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力。

[3] “迫使工人迁出巴黎市中心，一般而言，对他们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都产生了令人悲叹的影响。在旧时，他们通常住在建筑物的上层，其下层由商人和相对来说属小康阶级的其他成员占用。在同一幢建筑物中赁屋而居的人，产生了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邻居在小事上互相帮助，工人生病或失业时，也可以在楼中邻里找到援手。另一方面，一种身为人的尊严感，也始终规范着工人阶级的行为。”这段引自当地治安报告的文字，反映出在阶级隔离大蔓延之前，对社会生活和商业环境状况的自我肯定。（Chevalier op. cit. pp. 233—4.）

[4] 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随后的改进）的了解，大多归功于许许多多的医生，他们与资产阶级舆论普遍的自鸣得意和强硬态度适形成鲜明对照。此外，维勒梅和《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1829）的英国撰稿人——凯伊（Kay）、撒克拉（Thackrah）、西蒙（Simon）、盖斯克尔（Gaskell）和法尔（Farr），还有德意志的几个人，都值得我们给予更广泛的纪念。

[5] 1840年，在195名格洛斯特郡成年织工中，只有15人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但1842年，在兰开夏、柴郡和斯塔福德郡逮捕的暴乱者中，只有13%的人可以好好读写，32%的人读写不全。（R. K. Webb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V (1950), p. 333 ff.）

[6] “我们的工人人口中，约有1/3……是织工和雇工，他们的平均所得如无教区补助，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一群人，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体体面面的，受人尊敬的，现在却饱受工资下降之苦和时代之难。为了这群贫困伙伴，我愿意特别推荐这种合作制度。”F. Baker，First Lecture on Co-operation, Bolton，1830.

[7] 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ève，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

[8] 参见皮科克·托马斯（Peacock Thomas）创作的《噩梦修道院》（Nightmare Abbey，1818）：“你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夫人说，“也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你研究写作了这样的论文——‘哲学气体；或者人类思想普遍启迪的工程’。”

[9] 1821年，兰开夏互济会成员的人口比例（17%），远高出别的郡；1845年，几乎有半数的秘密共济会分部，设在兰开夏和约克郡。（P. Gosden, 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1815—75 (1961), pp. 23,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