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第7/8页）

只有一个例外。唯有在英国，新兴无产大众开始组织起来，甚至开始产生自己的领袖——爱尔兰欧文派棉纺工人多尔蒂（John Doherty）、矿工赫伯恩（Tommy Hepburn）和祖德（Martin Jude）。工人组成了宪章运动的战斗部队，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熟练的工匠和不景气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也是其主要斗士，有时更是其领导者。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工厂工人和矿工仍然主要扮演着受害者，而不是行动者。直到该世纪末，他们才得以参与塑造自己命运的战斗。

劳工运动是自卫组织、抗议组织和革命组织。但对劳动贫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历史则使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生活，虽然保守派曾徒劳无功地企图让他们维持或恢复那样的生活。对他们日渐被卷入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加以改变。但劳工运动却可以，或更确切地说，那种劳工为自己铸造的生活方式，具有集体性、公共性、战斗性、理想性和孤立性的生活方式，暗含着这种能力，因为斗争就是其本质。而反过来，运动又赋予其凝聚的力量和目的。自由主义的神话假定，工会是由一些无意识的鼓动者煽动那些无责任心的劳工所组成的，但事实上，无责任心的劳工根本很少参加工会，而最有才智、最称职的工人，才是工会的最坚定支持者。

在那段时期，这类“劳工世界”高度发展的最佳典范，也许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家庭代工。有像里昂丝绸工人那样的社会群体，他们总是不断造反—1831年起义，1834年又再次起义，而且还引用米什莱（Michelet）的话表示：“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在其阴暗潮湿的巷子里，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充满甜蜜梦幻的道德天堂。”[28] 还有类似苏格兰麻纺工人那样的团体，他们接受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纯净信条，信仰斯维登堡（Swedenborg，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兼宗教作家，其宗教思想特色为坚持耶路撒冷教义）的异端邪说，他们建有工会图书馆、储蓄银行、技工讲习所、图书馆和科学俱乐部，也设立画廊、传教场所、戒酒联盟、婴儿学校，甚至还创办花艺协会和文学杂志［如邓弗姆林的《气量计》（Gasometer）[8] ］，当然他们也支持宪章运动。阶级意识、战斗性、对压迫者的仇恨和蔑视，就像他们织布的机器一样，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工资以外，他们不欠富人任何东西。他们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集体创造。

但是，这种自我组织的无声过程，并不局限于这类比较旧式的工人。也见诸以当地原有的美以美教会教徒为基础的“工会”之中，见诸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兰的矿工之中。同时，也可在新兴工业区高度集中的互助会和互济会中看到这种发展，特别是兰开夏地区。[9] 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身上，他们高举火炬，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从兰开夏的工业小镇涌向荒野，去参加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它也反映在新兴的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身上，这些商店在19世纪40年代，以极快的速度大肆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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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富人惧怕的劳动贫民力量、笼罩他们的“共产主义幽灵”和他们实际有组织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距，更别提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了。他们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从字面意义来说，是“运动”，而不是组织。即使以群众性最强、涉及面最广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1838—1848年）为例，将劳动贫民联系在一起的，也仅是少数传统的激进口号、几位强有力的演说家和如奥康纳那样成了穷人代言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份像《北极星报》那样的报纸。反对富人和大人物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对此，老战士们回忆说：

我们有一只叫罗德尼的狗。我的祖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她有点稀奇古怪地使人想起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他在封为贵族之后，就开始敌视人民。有个老女士也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说，科贝特和科布登是两个不同的人——科贝特是英雄，而科布登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拥护者。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位于华盛顿瓷像不远的样品和版画旁边——是弗罗斯特（John Frost，1839年在新港起义失败的宪章派领袖）的画像。画顶端有一行字指出，它属于“人民之友肖像画画廊”的系列作品之一。画面上方是顶桂冠，下方则表现出弗罗斯特先生以衣衫褴褛的悲惨流浪者形象呼唤正义。……我们的参观者中，最常见的是一位跛足的鞋匠……（他）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带着一份刚从印刷机上拿下来的、墨迹未干的《北极星报》，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那里，目的是要聆听我们家人为他和其他人朗读“费格斯书信”。报纸先要在火前烤干，然后再仔细整齐地剪下来，以免损坏几乎是神圣产品的每一行字。一切准备就绪后，拉里便平静地抽着短烟斗，偶尔把烟斗伸进壁炉，像教堂里的信徒那样，全神贯注地静听伟大的费格斯的音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