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第7/9页）

比较自由的职业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教授（在欧洲大陆上意味着当一名中学校长或大学教师），或者成为一名“从事各种职业的受过教育者”[16] ，都需要有多年的教育或出众的才华和机遇。1851年的英国，有大约1.6万名律师（不算法官）和不过1 700名的法律学生；[7] 大约1.7万名医生和外科医生，以及3 500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护士；不足3 000名建筑师；大约1 300名“编辑和作家”［法文的新闻记者（Journalist）一词，尚未得到正式认可］。法律和医学是两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职业，第三个则是教士。教士提供的出路少于人们所指望的，如果只是因为它的扩张程度远慢于人口的增长，那也还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各个政府的反教士热情，使得这门职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约瑟夫二世查禁了359座男女修道院，西班牙在其自由主义时期也极力查禁所有的修道院。

只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存在：由世俗者和教会人士充任小学教师。教师这行的主要成员多半是农夫、工匠和其他简朴家庭的下一代，其数目在西方国家中绝非微不足道：1851年，英国有大约7.6万名男女自称是校长或普通教师，这还不包括2万名左右的家庭教师。对于身无分文而又受过教育的女孩而言，若她们不能或不愿以不太体面的方式谋生，家庭教师就是她们众所周知的最后出路了。而且，教师不仅是庞大的，也是正在扩张中的一门职业。教师的收入很低，但是，除了英国和美国这种市侩盛行的国家外，小学教师是极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平凡男女第一次发现愚昧无知是可以驱除的时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理想典范，那么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言论，必定能够提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从未有过的机遇，能够为孩子们敞开世界，能够以真理和道德浸润他们。

当然，实业是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最明显职业，而且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潮流中，实业的机会自然相当多。许多企业的小规模生产、盛行的转包制、小规模的买卖，都使他们相对容易从事。但是，无论是物质、社会还是文化条件，都不利于穷人。首先，成功者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发展工业经济，就必须创造出一群比雇主或自由创业者更多的工资劳动者。每有一个人向上升入实业家阶层，就必定有更多的人滑落下去。其次，经济独立必须具有技术能力、思想准备或财政资源（无论是多么有限），而这些全都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那些足够幸运拥有这些条件的人——如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派别成员，社会学家熟知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才干——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Ivanovo），那些成为纺织业者的农奴，大多数属于“老信徒”（Old Believers）教派。[17] 但是，若要是指望那些并不拥有这些特长的人们，例如大多数俄国农民，去做同样的事情，甚或在同样的条件上竭力仿效他们，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3

在各类群体当中，没有比少数派更热情地欢迎向有才能的人开放晋升之途了，无论这些职业是什么，因为这些少数派群体在当时尚不被允许跻身显著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身不佳，也因为他们遭到官方和集体的歧视。法国新教徒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公共生活，这种热情唯有西方犹太人所迸发的那种才干可与之媲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这种解放进行了准备，法国大革命则将它付诸实行。在此之前，犹太人迈向成功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商业或金融，一是解说神圣律法，但这两者都使他局限在狭小而且被隔离的犹太聚居区中。只有一小批“宫廷犹太人”或其他富有者，半隐半现地浮出其聚居区外，即使是在英国和荷兰，他们也要小心谨慎，不可走得太远，以免陷入危险和不得人心的境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显露，也只有在那些浑浑噩噩的不信教者当中，才不显得不受欢迎，但总体而言，这些不信教者也摆明并不欢迎犹太解放。世世代代的社会压抑，使得犹太聚居区也实行自我封闭，拒绝任何背离严密正统之外的行动，并将其视为不贞和反叛。在18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解放运动先驱，尤其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都被骂成是逆逃者和无神论者。

大批犹太人居住在旧波兰王国东部和立陶宛的犹太区内，这些犹太区迅速增长。区内的犹太人继续在充满敌意的农民当中，过着自我约束和叫人猜疑的生活，只有在教派信仰上，才能使他们有所分歧，一派效忠于立陶宛正统派学识渊博的拉比，另一派则笃信忘我入神却备受穷困折磨的哈锡德派。1834年，奥地利当局逮捕了46名加利西亚革命者，其中只有1名犹太人，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18] 但是，在西方更小的社区中，犹太人双手紧紧抓住他们的新机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官员职位，即使不得不为此付出名义上受洗的代价，在那些半解放的国家中，经常也是如此。实业家想要得到的，甚至不只是官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是国际上的犹太之王，他们不只是有钱而已。他们本来可以更早发迹致富，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变化，为国际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当时就已被视为有钱人，具有一种与他们的财富大致相称的社会地位，甚至渴望成为贵族。事实上，欧洲的王公们已从1816年开始授予他们贵族爵位（1823年，他们成为世袭的哈布斯堡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