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革命（第13/13页）

[4] 举例来说，在本书所述时期里，海外供应的羊毛，其重要性一直微乎其微，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才变成一个重要因素。

[5] “家庭生产制度”是制造业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迈向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它的生产形式不可胜数，其中有些形式与工厂相当接近。如果18世纪的作者提到“制造业”，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家庭生产制度”，而且这种指称适用于所有西方国家。

[6] 在所有国家掌握的可供出售的商品中，纺织品都占有很大份额，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在1800年的西里西亚（Silesia），纺织品价值占全部产值的74%。（Hoffmann, op. cit., p. 73.）

[7] 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激进主义到美国的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所有农场主和小企业家参加的抗议运动，都可以借由他们对财政非正统主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他们都是“货币狂”。

[8] 1825年以前，瑞士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和保守、农村意识的马尔萨斯（Malthus），他们是在这方面进行争论的第一批人。新兴的社会主义者借用他们的危机理论作为自己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原理。

[9] 1835年，贝恩斯（E. Baines）估计，所有纺织工人的周平均工资为10先令，一年有两周不给薪的假期，而手摇织布机织工的平均工资则为每周7先令。

[10] 在英国，没有离大海超过70英里的地方，19世纪所有重要的工业区中，除了一个例外，不是位于沿海，就是离海只有咫尺之遥。

[11] 1848年，法国铁路投资有1/3来自英国。（Rondo E. Cameron, 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1961), p. 77.）

[12] 当然，这种奢侈的花钱也能刺激经济，但是效益极差，几乎一点都不会把经济推向工业发展的方向。

[13] 有些城市带有18世纪的传统，从来不曾停止公共建筑的建设，但是，像兰开夏郡博尔顿那样典型的新兴工业大都市，它在1847—1848年以前，实际上从没兴建过什么花哨的非功利性的建筑物。（J. Clegg,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Bolton (1876).）

[14] 麦克库洛赫估计，1833年，棉纺织业的总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为3 400万英镑，1845年为4 700万英镑。

[15] 在铁路和轮船时代到来之前——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时代结束之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尽管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最终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16] 在这一制度之下，穷人可从地方税中得到必要补助，保证最低的生活工资。尽管这一制度用心良苦，但它最终还是使穷人比以前更加贫困。

[17]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供应并非来自这种转变，而是来自于总人口的增加，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当时的人口正在飞快增长。但是，这种看法不着要害。在工业经济里，不仅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且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也必须有大幅增长。这就意味着，本来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留居乡村的男男女女们，必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移居他处，因为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增长率。无论如何，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正常情况下往往低于农村，不管农业人口是在减少，保持不变，或者是在增加。

[18] 如果不是如此，英国就得像美国那样，依赖大量的外国移民。而实际上，英国只是部分依靠了爱尔兰移民。

[19] 有一位现代史学家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1830—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明显要比法国糟糕。”（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Vol. II, p. 189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