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9/15页）

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

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