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10/15页）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第三个世纪

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

“政府，”罗纳德·里根在就职典礼那天说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援引了托马斯·佩恩的话，指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人民”。里根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里根宣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权力已经超出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制止并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11]里根并没有像佩恩那样说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魔；在它最坏的状态下，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恶魔”这样的话，但也许当时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然而，1981年毕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与个体相关的权利得到提倡和实施，这也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职责，而这些职责是联邦政府既不能废除也无法避免的。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抵制将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团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复兴运动，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向一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与宗教毫无干系的政治文化发出了挑战。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试图大规模重建清教徒村庄，对于那些反对者，则借助一种宗教的狂热予以打压。然而，这个运动从整体上而言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地拆解过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在70年代，为了捍卫60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越战时代将有关自由的新声音，尤其是来自学生的声音引入到全国的对话中，同时也放大了那些更传统的对话者的声音，尤其是民权活动家和妇女的声音。在越战、反主流文化运动走向衰落，以及水门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兴奋感渐渐消失，或者说消退，一直在推动这个时代发展，却又被淹没在当时众多声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终于开始被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