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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菲尔德,现在是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 Company)的高级官员,自离开《纽约时报》去那里以后不到一年干得很出色。他仍旧和《纽约时报》社的很多人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庞奇·苏兹贝格,并计划与他共度新年夜。就在2月事件后不久,他还在华盛顿找威克叙谈过,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疙瘩了。10月间,杰奎琳·肯尼迪要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计划一公布,格林菲尔德突然间收到来自多家报纸和广播公司的电话,请他帮忙跟肯尼迪的朋友牵个线,这些人中大部分格林菲尔德都认识。打电话的人中就有《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人员,格林菲尔德尽一切努力给予了协助。
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举行的仪式很简朴,遵循了五年以前他为自己的葬礼留下的遗嘱。他不要鲜花,不要上等的棺材,不要过分炫耀的哀悼仪式——也不要莫扎特的音乐,因为要不是这位音乐家,苏兹贝格原本宽容的性格就不会受到伤害。仪式在舒伯特为《圣经》第23首圣诗即《上主是我的牧者》改编的乐曲声中开始。当拉比纳桑·A.佩利曼朗诵了三首圣诗后,唱诗班又唱完后,詹姆斯·赖斯顿出现在圣坛明亮的灯光中,登上多年前阿多夫·奥克斯捐赠的讲坛。他要宣读悼词了,就像1963年他为德赖富斯宣读过悼词一样。尽管他的声调很庄重,但在他的声音在高耸的会堂大厅里回荡的时候,好像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历史感与连续性。
赖斯顿说道,苏兹贝格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显赫家族第七代人最后一名成员生命的终结。这个显赫家族早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的1695年,就已在此定居。苏兹贝格从他的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深沉的性格,一种名副其实的谦逊和服务他人的信念,他从不畏惧修正自己的错误。赖斯顿接着讲,苏兹贝格不是说教者,但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滥用个人权力或《纽约时报》的权威,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公仆而不是主人。他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三思而后行。赖斯顿说,结果是人们从他那里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认真的倾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如果你对他作为榜样和名人的持久品质还有所怀疑的话,”赖斯顿说着,从讲坛向上看去,声音渐高起来,“你应做的就是往周围看看。在另一位阿瑟·苏兹贝格带领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已经就位。他已经把《纽约时报》引向了比以前更伟大的成就。他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因为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劳就能成功的局面。对《纽约时报》的尊敬,不畏惧修正错误——所有我们犯过的和准备防范的错误——所有人,包括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和她的孩子们,她孩子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学习这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