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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想现在自己该离开了，离得远远的。他给西顿说了这个意思，西顿给了科里五周的假。此时科里接到了一个出版商帕特南的电话，请科里写一本关于曼彻斯特的书的书。尽管科里非常讨厌这个故事，但还是被吸引住了。他还留着过去几周的各种日记，这是《纽约时报》绝不会发表的东西，他记这日记是为了将内心的各种不快和郁结吐出来。好的，科里最终说，他愿意写这本书。他把这视为一个写他迄今为止不能写的东西的机会，可以说说60年代的美国，它对魅力和琐事的着迷，它庸俗的商业主义，它的虚伪。所以，他和帕特南签了协议，给他的妻子留话说接下来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说他不在。他搬进了西区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楼里的另一间公寓里，是由一对夫妇出游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暂时腾出的。科里开始了他的书。他翻阅了在从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期间积累的日记和几沓笔记。他重读了他的评论，回顾了他每日的体验，有西根塔勒给特纳·卡特利奇的电报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里的一篇报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温、各种各样的律师、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报贩子的电话谈话的备忘录，有他关于约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评论，他怀疑她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开始的这本书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科里想，很好，我如何开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给他年幼女儿的公开信的形式来开始这本书，他的女儿珍妮特还不到一岁。从现在起多年后，她也许喜欢知道构成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乱。但后来一想，科里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儿卷进来，不想以“亲爱的珍妮特”开始这本书。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隐私……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有趣。是的，我现在正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隐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杰奎琳·肯尼迪来赚钱，将曼彻斯特的痛苦连本带利地赌注到我自己的书当中；但当我的隐私，或者我女儿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时，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糟糕。我并没有比别人强到哪去，科里承认；但是又有谁说过我比别人更好呢？他问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页，给他的打字机又装上了一张纸，开始写他的书了。

约翰·科里的书《曼彻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会像曼彻斯特本人的书那样成为大畅销书，但科里会得到表示尊敬的评论，会赚些钱，会看到自己的书稿被装订在硬壳中间而感到职业上的满足。在完成手稿后，科里想，他已经使自己的体系摆脱了整个记者的噩梦，于是他回到了《纽约时报》，但一想到还要回费城分社干他过去的工作就闷闷不乐。他还发现他不再对报纸报道有热情了。他看起来像被惰性、混乱和冲突的价值观所烦恼。他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错了，他只是觉得他变得不同于过去。

他向西顿坦白了这种混乱的感觉，西顿非常关心。科里很快来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办公室，坐在这位主编桌子的对面，丹尼尔对他既感到麻烦又抱以同情。

“你喜欢在《纽约时报》做什么？”丹尼尔问，仿佛科里可以任意挑选他喜欢的工作。

“好的，”科里想了想说，“不做什么，真的。”

“什么意思？”丹尼尔问。

“是，”科里说，“我……我想回文字编辑组。”

丹尼尔奇怪地看了看他，于是便极力去与科里拉近关系，回忆了自己1954年在苏联执行任务期间不快的记者生活，这是他最后当驻外记者，然后他回了家，碰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想起自己作为莫斯科的一个40岁的单身汉的孤独，过度工作是多么疲劳，如何得了溃疡——丹尼尔怀疑科里是不是也有病了。没等科里回答，丹尼尔说他想让科里上13层，找一下《纽约时报》的戈尔茨坦医生。丹尼尔亲自拿起电话，安排了预约。科里感谢了丹尼尔，离开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医疗部。戈尔茨坦医生在等着他，微笑着，宽慰科里说：“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赫斯医生。”

“谁？”科里问。

“他将和你谈话，”戈尔茨坦说，领着科里轻轻地走向另一个诊室，科里突然想到赫斯医生一定是《纽约时报》的心理医生。

“赫斯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吗？”科里以怀疑的口气提高声音问，但戈尔茨坦医生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温和地说：“赫斯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都会看赫斯医生。”